中青报:只为世界杯 特事特办让中国足球难走寻常路

从2002年第一次踏入世界杯赛场至今，中国足球还从来没有哪一年像2019年这样，在开年阶段就已经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强赛9月开战，留给新一届国足的磨合时间只有半年。

可以确定的是，阿联酋亚洲杯阵容中多位超过30岁的老将很难再次得到国家队的召唤，国家队到了“吐故纳新”的时期。

老将淡出的同时，“归化球员”为新一届国足提供了人员组合的更多选择。2月23日中国足协超级杯赛，北京中赫国安队球员侯永永替补出场，这是中国足球历史上里程碑式事件。

目前侯永永还无法用中文和队友顺利交流，但从身穿10号球衣代表挪威U17青年队出战，到身穿7号球衣作为本土球员代表北京中赫国安队出场，侯永永对自己未来职业生涯的规划，并不草率。

这意味着，中国足球加大马力奔向世界杯赛场，用上了一切可以协调到的资源——归化球员登场已成事实，侯永永不是唯一的一个，在他身后，还有至少3名归化球员将在本赛季以内援身份登陆中超。而在“华裔归化球员”之后，还有“非华裔归化球员”成为内援的可能。

现在的问题，在于他们的能力是否可以保证为国家队提供需要的支持。

3月1日中超开赛，3月10日第一个休赛期，时间长达3周，新一届国家队将在这个休赛期集结备战。冲击卡塔尔世界杯的起点，就设定在3月21日开赛的“中国杯”上，新国足“指定”的第一个对手，是不算很难对付的泰国队。

备战2022“中国杯”成新国足新起点

“中国杯”是一年一届的国际足联A级赛事。2017年首届“中国杯”前，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杯”的诞生，经历了长达两年时间上百次谈判的艰苦历程。这项来之不易的、中国境内授权级别最高的国际赛事目的简单明确：为中国国家队提供与高水平球队比赛机会，从而提升中国国家队水平，振兴中国足球。

不过命运总是喜欢和中国足球互开玩笑：有着良好举办初衷的“中国杯”赛事，看似可以多方共赢的国际足联A级赛事，前两届举办效果却和预期出现偏差，其中第二届赛事，还招来众多球迷对国足糟糕表现的强烈不满，难怪有媒体调侃，“国足对不起中国杯”。

2017年首届“中国杯”安排在1月中旬，主办方请来智利队、克罗地亚队和冰岛队与国足过招。由于各俱乐部不愿放备战新赛季的主力球员参赛，里皮只能带纯正的“国家二队”出战。首战冰岛0∶2失利，次战点球险胜克罗地亚队获得比赛第3名——逆袭克罗地亚队的结果对“国家二队”而言算是意外之喜，比赛“季军”的说法也无可厚非。

2018年第二届“中国杯”的赛事组织和运作与首届相比有了大幅提升。这届比赛安排在3月下旬国际足联规定的国际比赛日进行，吉格斯率皇马球星贝尔压阵的威尔士队参赛，苏亚雷斯和卡瓦尼亦随乌拉圭队来华，此外还有实力派捷克队作陪。只是这一次全主力出战的国足出工不出力，首战0∶6惨败给威尔士队，次战1∶4不敌捷克队，里皮对此大为光火，甚至懊悔自己选错球员：当时上赛季中超联赛打完3轮比赛，球员精力完全放在联赛当中，而国足已经无缘俄罗斯世界杯的事实，亦让球员失去为国征战的激情。

“国足不能在赛事中受益”，相当于“中国杯”白忙一场。好在今年这项赛事总算可以做到有的放矢——3月11日至3月28日，中超联赛在开赛两轮之后迎来第一个休赛期，在此期间2019“中国杯”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关系着今后3年中国足球的整体走向。目前泰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和乌拉圭队确认参赛，经多方考量谨慎调整赛程之后，3月18日与泰国队的首战不但是新国足竖旗之战，还是卡塔尔世界杯备战周期国足的启航之战。

对战泰国队，国足已有心理优势。今年年初阿联酋亚洲杯赛1/8决赛，国足正是在1球落后的不利局势下奋起反击，最终2∶1逆转泰国队闯进亚洲杯8强赢得一片赞扬。

因此今年的“中国杯”赛事，国足将呈现出与前两届赛事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中国足球也将从这一刻起拧紧发条，向卡塔尔世界杯发起冲击。

“举国之力”催生“国家俱乐部队”

这一切都在国家体育总局的计划之内。自从“把足球搞上去”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国家体育总局对于足球项目的重视程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8年12月27日，全国体育局长会议在京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所作的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东京奥运会备战、北京冬奥会备战以及2022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是今后几年体育系统面临的三大任务，“着力提高我国足球运动水平，全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继续推进《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实施，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全面加强足球领域的行业管理。”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在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备战周期内，国家体育总局将集中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为新一届国足创造最好的备战条件。

备战卡塔尔世界杯是今后3年中国足球的头等大事。以重要程度排序，商业联赛自然靠后，极端情况下甚至不能排除暂停联赛保障国足集训的情况发生，而这也是新赛季中超联赛当中，广州恒大和天津天海（原天津权健）“不得不”担负起“特殊使命”的重要原因。

“里皮执教的12强赛后6场比赛，是多年以来国足竞技状态最好的一段时期”“最佳方案是熟悉中国足球的外教带球队征战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2019年1月阿联酋亚洲杯国足止步8强，主教练里皮赛后表示已经履行完执教合同，但上述两点亚洲杯总结达成的共识，使得中国足协还想要借助里皮的力量来完成国家队在新一个世界杯周期的备战。

“卡纳瓦罗执教国家队，里皮顾问”的设想由此而来。

著名的意大利前国脚卡纳瓦罗2014赛季随里皮来到中超，此时距离他宣布退役刚刚过去3年时间，对于“职业教练”而言，卡纳瓦罗尚处于“从零开始”的阶段，广州恒大成为他职业教练生涯的起点。

在恩师里皮的帮衬下，卡纳瓦罗从中超巨无霸广州恒大队的执行主教练到主教练，只用了一个冬训的时间。2015赛季广州恒大队的帅位由斯科拉里接手，卡纳瓦罗前往沙特联赛执教卫冕冠军阿尔纳塞尔队半个赛季，由于成绩不佳（最终位列联赛第8名）离职后，又很快在中国找到工作。一心冲超的中甲球队天津权健找到卡纳瓦罗，后者带领球队2016赛季冲超成功并在中超第一个赛季当中以升班马身份获得联赛季军，并取得亚冠资格。

卡纳瓦罗回到广州恒大并不令人意外，只是此时中国足球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重任压肩，已经来不及按照正常路径和项目规律提升水平，储备了众多国脚的广州恒大与主管部门一拍即合，“国家俱乐部队”呼之欲出。卡纳瓦罗执教国足的障碍，只剩“国家队主教练不得在俱乐部队兼职”的约束——这一约束条款在此前国家队实行主帅竞聘制时有效，在当下“特事特办”阶段是否需要沿用不得而知。

当球迷纷纷吐槽本赛季广州恒大在转会期几乎弹无虚发签下众多按照常规步骤难以得到的U25国脚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前提，是急于冲进卡塔尔世界杯的中国足球需要一支这样的国家俱乐部队伍，以达到在最短时间内拥有最大程度默契的组队效果。

因此在阿联酋亚洲杯赛场，卡纳瓦罗及他的教练团队已经出现在官方观赛区域——广州恒大队今年冬训地点迟迟未定，最终选择在亚洲杯期间开赴阿联酋自有用意，卡纳瓦罗甚至找到1/4决赛因累计黄牌停赛的张琳芃共同观看这场决定了国足最终名次的关键一战。

“国家俱乐部队”的概念，是里皮任期内多次强调的“重要事项”。在国际足坛，国家俱乐部队几乎是强队标配：英格兰国家队主要成员来自曼联、曼城和热刺；西班牙国家队成员多来自巴萨、皇马；德国国家队防线几乎照搬拜仁慕尼黑（诺伊尔、博阿滕、胡梅尔斯、基米希）；意大利国家队来自尤文图斯俱乐部的球员也从来不少。在中国足坛，里皮带国足最引以为傲的6场12强赛，均是以恒大班底为主、搭配其余联赛表现优异球员制订战术，而这6场比赛，至少和前4场12强赛相比，国家队“整体作战”的特征相当明显。

对于“时间紧、任务重”的中国足球而言，至少在备战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的周期内，“国家俱乐部队”是必需品，联赛的市场属性和商业属性不得不为之让步——这是“争取世界杯预选赛出线”和“联赛实质为竞赛表演业”之间无法避免的必然矛盾，卡纳瓦罗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步步接近国家队主帅位置。

集中资源“脱钩”变成“挂钩”

一个时代的更迭，总要依托事件标志划分界限。从“举国”到“职业化”，到“市场化”，到“联盟化”，再回归“举国”，中国足球在1994年到2019年25年间经历多个阶段，尽管“好心最后办成坏事”的例子时有发生，但以行政手段调配、集中资源为国家队服务的保障思路始终不曾中断，这不由得令球迷感慨：当初说好的深化改革“管办分离”，怎么足管中心摘牌“脱钩”3年，“钩”得反而更紧了？

2014年，国家体育总局明确了将足球作为体育综合体制改革“项目社会化、协会实体化”试点，并逐渐加大改革力度。2016年春节过后，“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撤编，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足球领域体制改革“管办分离”的重大胜利，“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正式脱钩”的文本，也让一直诟病中国足协官僚做派的球迷认为中国足球终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尽管现在时间尚短还无法确认最终效果，但“脱钩”前后足球项目诸多请示、批示程序未有变动，包括多项联赛政策的推行，亦包括国足主帅的确认。

“管办分离”是在韦迪出任足管中心主任的3年内形成框架的。韦迪任期之内，“卡马乔”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名字，而最终韦迪离开足管中心的时间早于预期，与卡马乔这位天价洋帅毫无作为不无关系。

2011年8月成为国足主帅的卡马乔，是国字号球队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经由出资方确认选定的主帅——在名义上拥有“选帅建议权和监督权”的资方万达集团给出3个条件：世界名帅，在五大联赛执教，60岁以下。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签约时的喜气洋洋与志得意满，和两年后双方解约时的不依不饶与无可奈何形成鲜明对比。

事实证明，卡马乔是国足历任主帅中成绩最糟糕的一位主帅，无论出资方还是中国足协乃至中国足球，都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卡马乔上任的背景，是2008年欧洲杯和2010年世界杯西班牙队接连捧杯，跑位巧妙、传球精准的技术流球队征服了数以千万计的球迷，“西班牙足球”成为先进足球的代名词，这也是在国足选帅竞争中卡马乔战胜克林斯曼的最重要原因。

不过在足球世界，“风格标签”并不能完全涵盖球队的技战术能力：精准的短传渗透是技术，精准的长传冲吊同样需要扎扎实实的技术支持，就算鼎盛时期的巴塞罗那俱乐部和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也不乏后卫超过50米的长传与前锋直接串联的佳作，“快打旋风”式的反击，更是需要至少3个位置的球员技术和球商同时在线。

所以卡马乔到来之际，专业人士不想或者不愿意说出来的重要真相是，中国球员的技术能力以及对足球的认知，无论如何都与“西班牙式足球”的要求相距甚远，“拉郎配”式的“有钱任性”自然很难收获好的结果。

韦迪的无奈在于，他看中的另一位德国教练托普·穆勒无法进入最后的“决赛”——和主管领导与出资方的意愿相比，韦迪的意见只能作为参考。

这是“行政干预”的一个反面案例，即便4年之后“行政干预”带来了世界杯冠军教练里皮，里皮也让国足在一定时间段之内拿出超过球迷预期的良好成绩，但无论结果好坏，国足“选帅”的程序与决定权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里皮的“成功”，使得“行政干预”顺理成章加大了力度。

韦迪转岗后曾经承认自己管理足球事务时“改革措施过于激进”，反思来自他对体制改革（管办分离）的筹划与推进。但令人惊讶的是，韦迪离开足协6年之后的2019年，球迷再度审视“管办分离”时发现，这样的体制改革仍然显得“激进”。

比如《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调整改革中国足球协会”章节明确指出，“中国足球协会作为具有公益性和广泛代表性、专业性、权威性的全国足球运动领域的社团法人，是代表我国参加国际足球组织的唯一合法机构，主要负责团结联系全国足球力量，推广足球运动，培养足球人才，制定行业标准，发展完善职业联赛体系，建设管理国家足球队”“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脱钩，在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定、财务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国际专业交流等方面拥有自主权”“加强行业自律，着力解决足球领域存在的问题；增强服务意识，克服行政化倾向。中国足球协会按照社团法人机制运行，实行财务公开，接受审计和监督”。以此作为对照不难发现，今日现行之足球管理体系，尚不能完全满足总体方案所提要求。

为“圆梦世界杯”国足难走寻常路

2015年经国务院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先后审议通过《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这份经过多个小组前期调研之后形成的纲领性方案，提出了中国足球近期、中期和远期三大目标。全程参与调研的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前司长张剑，2013年接替韦迪担任了足管中心党委副书记兼主任，而现任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的张剑，在长达6年任期里低调务实，参与决策的重大事项中几乎让人找不到他的个人“烙印”。

张剑和韦迪相同的无奈，是在任期间国字号球队（男足）成绩不佳，这样的结果不过是中国足球“先天性缺陷”的正常反映。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不到30年，与欧美足球强国不乏百年历史足球俱乐部相比差距极为明显，社会学家“中国足球还处于断代史阶段”所言不虚，而中国足球社会基础之薄弱，亦远非“群众关心”的热烈氛围所能弥补。

比如备战东京奥运会的U23国奥。按照赛程，今年3月在马来西亚，希丁克统率的国奥队将参加2020亚足联U23锦标赛预选赛，小组赛3个对手依次为老挝队、菲律宾队和东道主马来西亚队。这项赛事小组第一名球队和4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名球队，将晋级2020年在泰国举行的U23亚锦赛决赛阶段比赛，而在泰国U23亚锦赛取得前3名的球队，才会获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换句话说，没有亚洲前三的实力，别想进军奥运。对希丁克来说，“打进奥运会决赛圈”的任务确是“冒险”，对中国足球来说，让曾经在亚青赛小组赛中都无法出线的1997/1998年龄段球员去完成“进军奥运”的任务，也只能定义为一种积极的尝试。

毕竟能力有限。

正因如此，“长期集训”将成为国奥队备战东京奥运会的常规手段——本周中超、中甲联赛动员会，中国足协对上赛季执行的U23政策进行“微调”，U23球员出场人次不再与外援出场人次匹配，而去年印尼亚运会期间“俱乐部被征调1名U23国脚，联赛可核减1个U23球员上场名额”的政策，本赛季继续沿用。而根据新一期国奥队名单显示，广州恒大、天津天海、上海上港和上海申花4支球队，可以在国奥队集训期间不使用U23球员征战联赛。

中国足球的“欠债”，本就不能指望一届两届足协领导所能“偿还”，正确的政策扶持，也只能帮助中国足球先走上“社会足球”正轨。正如刚刚成为西甲历史上第一位首发中国球员并首次打满全场的武磊，联赛剩余的半个赛季对他来说只需要站稳脚跟，用自己的实际能力来赢得稳定的出场时间。

因此面对当务之急的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强行还债”的做法或会产生长远影响——再过1个月，国际足联理事会将决定卡塔尔世界杯是否“扩军”，而今年9月，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40强赛就将开战，国足也将在9月5日正式打响冲击卡塔尔世界杯的第一枪。

综合目前各方面消息，卡塔尔本身并不希望2022年世界杯扩军，但国际足联从自身利益出发将尽量推动扩军。暂且不论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会有多少“水分”，但从转播机构的预判分析，“顶级精英对抗的世界杯赛演变成皆大欢喜人头攒动的庙会”，似乎不是一个不可接受的结果，这也是“传统的”足球运动和新兴的电子竞技运动争夺观众市场的必然过程。

最差的结果是卡塔尔世界杯赛暂不扩军，国足需要努力争取4.5个名额中的一个。在俄罗斯世界杯周期，国足40强赛险些翻车实属运气欠佳（对中国香港队遭遇误判两战皆平），随后的12强赛在前4场比赛只拿1分的情况下，里皮换下高洪波率队在后6场比赛拿到11分，与附加赛资格只有1分之差。赛后中国足协总结认为，如果交给里皮一个完整的12强赛，国足至少不会丢掉附加赛资格。

这是国家体育总局的信心来源，这也和里皮多次强调的“在亚洲范围内不怕任何一个对手”相符：实力或有差距，但90分钟的足球比赛，准备更加充分、心态更加积极、战术安排更加得当的球队，赢得比赛的几率更大。

2019年的40强赛，2020年的12强赛，是国足冲击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两层阶梯，“国家俱乐部队”和“长期集训”则是国家体育总局为国足度身定制的保障手段，有了“圆梦世界杯”的任务指标，这一年国足的组建和出发，也变得更加紧迫。

本报北京2月25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郭剑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9年02月26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