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杯：棋盘即战场：围棋与兵家互通 六朝围棋赋趣谈

文章来源：光明网

作者：南京大学文学院 王尔阳

虽然兵家色彩因为围棋自身话语体系的形成已经逐渐淡化，但截至六朝晚期为止，围棋赋所采用的思维逻辑、术语、意象，仍然主要来自军事领域。不同作者基于各自立场，以及直接或间接的戎旅经验，结合自身棋力而写出了风格各异的棋路、棋风。

屈原的《国殇》和马融的《围棋赋》

今天，棋牌游戏被视为展现人类智性之美的体育竞技。不过，在六朝时期，虽然儒、玄名士曾分别给围棋下过 “坐隐”、“手谈”的评语，但和有关其他棋艺的书籍一样，围棋专门书籍，往往归入兵家。由此，其所谓“隐”者，未必不是乱世之人为了冲淡内心的极度焦虑乃至随时不期而至的杀机，而寻找到的一种相对平和的宣泄方式。所谓“谈”者，也未必不是智力的冲撞搏击，而非不计胜负的求理。由此，汉魏六朝有代表性的围棋赋，难免带上几分军人气质，写得比较硬朗。

早期围棋赋作品，正如西晋曹摅概括的，“昔班固造奕旨之论，马融有围棋之赋，拟军政以为本，引兵家以为喻，盖宣尼之所以称美，而君子之所以游虑也”。比较微妙的是，后半生携笔从戎的班固，作品《奕旨》直引儒家经典、圣贤明主为喻，讲战略多过讲战术，开宗明义即言：“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成败臧否，为仁由己，道之正也。”后文又说：“或虚设豫置，以自护卫，盖象庖羲罔罟之制。堤防周起，障塞漏决，有似夏后治水之势。”等等。在他生活的汉代，经学还占据绝对优势，要为围棋张目，则必须说它符合经义，才能为人接受。那时的经学强调大义、通义，于是班固也把重点放在围棋之“旨”。他笔下的喻体确实是兼及军政，甚至“政”比“军”的成分还略多一些。年代稍晚些，东汉经学大师马融的作品，则奠定了六朝围棋赋惯以兵家话语为主的借喻模式。

马融的《围棋赋》采用骚体，仿拟对象恰是屈原的《国殇》，连摹写军队从整队、交锋到败亡的理路都高度一致，只不过他数次强调，这里败亡的是敌军，赞美对象也是战胜扬威的将军，而非《国殇》中虽败犹荣的勇士，算是做了一点变动。与《国殇》的“3+兮+3”（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的结构不同，《围棋赋》是“4+兮+4”（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初唐类书《艺文类聚》辑录它的时候，去掉了这些“兮”，看起来便像汉时流行的四言俗赋。形式仿楚辞，但实际又暗藏俗赋体式，入屈原之室而操戈，夺兵家话语为己用，折射出马融这一代经学学者进入诸子与诗赋领域之后的游刃有余。

这篇赋作，起手即是“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拙者无功兮，弱者先亡”。“陈聚”就是“阵聚”。两军对垒，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正是《国殇》的开头风格：“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提笔就点兵，列阵即开战，绝不拖泥带水。

而后，“踔度间置兮，徘徊中央；违阁奋翼兮，左右翱翔”开局布子，“道狭敌众兮，情无远行；棋多无策兮，如聚群羊”直入中盘，从而领起下文大段双龙搏杀的具体描摹：……骆驿自保兮先后来迎，攻宽击虚兮跄跭内房。利则为时兮便则为强，厌于食兮坏决垣墙。堤溃不塞兮泛滥远长，横行阵乱兮敌心骇惶。迫兼棋鸡兮颇弃其装，已下险口兮凿置清坑。穷其中卦兮如鼠入囊，收死卒兮无使相迎。当食不食兮反受其殃，胜负之策兮于言如发。乍缓乍急兮上且未别，白黑纷乱兮于约如葛。杂乱交错兮更相度越，守规不固兮为所唐突。深入贪地兮杀亡士卒，狂攘相救兮先后并没。……一路写到官子阶段，则是：迟逐爽问兮，转相伺密。商度地道兮，棋相连结。蔓延连阁兮，如火不灭。扶疏布散兮，左右流溢。浸淫不振兮，敌人惧栗。……计功相除兮，以时早讫。事留变生兮，拾棋欲疾。……

这样的文字，给读者的直观印象，就是两位棋士从头至尾都以攻势相对，驰逐相冲。双方盘面可能厮杀得特别犬牙交错，下的还是快棋。在马融笔下，这场棋枰上的争战，是力量之美，而非巧致之功。他将重点放在了将士争先杀敌报国一般的智力角斗上，强调了人的血勇，而略去了谋算的精微——后者未必符合他的审美。

马融是东汉名将马援的侄孙。虽然大半生都以学者和文官的面目示人，但家学渊源，他对当时的军务也颇留心，作出过准确的大局判断。东汉是地主豪强联盟基础上建立的政权，颇有一些人各怀私心，大敌当前，国运攸关，还逡巡观望，贻误战机。所以马融以兵家话语来写围棋，翻过另一面来说，围棋或许也是他苦于同时代其他将领态度、能力参差不齐，别有寄托而寻找到的一种借喻。到底是用兵家来喻围棋，还是用围棋来喻兵家——经学大师的笔下，居然出现了道家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似的解释困境。读来不禁莞尔。

曹摅与马融的“对局”

敬佩勇力的审美倾向，一直延续到马融的本家后辈马腾和马超。然而汉末三国，群雄蜂起，已经无法单纯依靠力量。经典的战例在这个时期频频出现。军事方面的技术探索既然花样翻新，写棋的人想打几个别致的比方，自然就有了源源不断的素材。棋类竞技本身所具有的对抗性，则使军事理论、实践一旦取得新突破，便很容易被移植到棋盘上。譬如开头提到的曹摅，他的《围棋赋》，交锋节奏似乎和马融比较接近，甚至更快：

……于是二敌交行，星罗宿列；云会中区，网布四裔。合围促阵，交相侵伐，用兵之象，六军之际也。张甄设伏，挑敌诱寇，纵败先锋，要胜后复，寻道为场，频战累斗。夫保角依边，处山营也。隔道相望，夹水兵也。二斗共生，皆目并也。持棋合□，连理形也。……

也是快棋，而且“频战累斗”。在曹摅看来，围棋的棋盘上，可能不止一次“为战斗场”，而是叠加了各种不同形态的许多次战斗。相较马融详细描绘的单场战斗，曹摅笔下似乎更像是一次完整的大规模战争。他的表述更加概括，战略意识也更强。他的“张甄设伏，挑敌诱寇”，其实就是马融的“踔度间置兮，徘徊中央；违阁奋翼兮，左右翱翔”，指的是开局布子，先占边角，以棋手为中军，形成延展开的两翼：“甄”在这里，指的正是军队的左右翼。但他打开两翼，所取的战术是“挑敌诱寇”，而不是马融采取的正面对冲，可以看出，至少在西晋一部分棋手眼里，“兵不厌诈”和心理战，已经成为必备的机智。“纵败先锋，要胜后复”，在战场上是战略追击，在棋盘上是扩大优势。“寻道为场，频战累斗”，则既是对中盘厮杀所作的比喻，也恰是战场上攻城略地的场景：争夺枢要，转斗千里。他说，就像战场上观察、利用地形一样，边、角、道，也都有不同的意义；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因为什么样的缠斗都有可能发生。譬如他说的“并”，就可以用于加强和己方棋子的连接，也可以用于和敌子接触时的缠斗。后世熟悉的一些围棋术语，已经时不时出现在赋作当中，使得曹摅可以间或摆出纯粹讲棋的姿态，而不完全依赖兵家话语。

然而微妙的是，“保角依边，处山营也”“隔道相望，夹水兵也”，恰恰是曹操建安十六年（211年）西征韩遂、马超时出现过的场景；而“张甄设伏，挑敌诱寇，纵败先锋，要胜后复，寻道为场，频战累斗”，则暗合“公乃与克日会战，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虎骑夹击，大破之，斩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凉州，杨秋奔安定，关中平。……冬十月，军自长安北征杨秋，围安定。秋降，复其爵位，使留抚其民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其中“虎骑”的指挥官，正好是曹摅的曾祖曹休。祖上的亲身经历，给曹摅提供了攻破马融棋路的一种设想。他的赋作，也就像执白对上执黑先手的马融，透露出后生挑战耆宿的自信与壮气。

曹摅本人在《围棋赋序》中说，他对班固、马融的作品：“既好其事，而壮其辞，聊因翰墨，述而赋焉。”两位文坛前辈中，辞壮者，主要是马融。而两位作者，也超越时空，通过文学创作上演了一次对局。他们把围棋赋的喻体，从单场具体战斗发展到战役以上规模，呈现出新的可能性。而进一步的发展，则有另外几位棋风相对谨慎，甚至下慢棋的写作者来完成。

蔡洪的《围棋赋》，优雅的文人气和曹摅活跃年代接近的，有一位蔡洪，吴郡人，由吴入晋。在“吴人重武官”（王隐《晋书》）的背景下，蔡洪的《围棋赋》看起来并不像将军的笔法，倒更接近文士，有着别样风致。他笔下的对局，也还更接近后来支道林所谓的“手谈”。譬如布局阶段的正面交锋：

旅进旅退，二骑迭驱。翻翻马合，落落星敷。各啸歌以发愤，运变化以相符。乍似戏鹤之干霓，入类狡兔之绕丘。散象乘虚之飞电，聚类绝贯之积珠。

“旅进旅退”和“二骑迭驱”并列，意象设计方面，在大军阵列的背景下，给了两方将军或勇士的单兵对决一个特写，他们战场上的“马合”对应棋盘上的“星敷”，而围棋棋盘上的“星”总共只有八个。呈现出的效果，与其说像战争，不如说像比武，远没有达到曹操打马超式的骑兵对决规模。这段布局后半截的文字更是漂亮。但“啸歌”、“戏鹤”、“狡兔”等等意象密集，却没有再出现与上文一致的军事喻体，它似乎转而进入了田猎语境。到最后的“飞电”、“积珠”等等，则以虚写取意，兼写棋子本身在棋盘上的分布形态，径直回到了现实。

类似现象，这篇作品在棋入中盘时同样存在：

然后枕以大罗，缮以城郭。缀以悬险，经以绝落。眇望翼舒，翱翔容弈。弯掌南指，情实西射。扬尘奄迹，虽动详悉。……

我们会发现，蔡洪写棋有他自身的特点。他很喜欢“叙事+写意”的结构，而不是“叙事+具体描写”。譬如这两段，都是先提示读者棋盘上进展到了什么阶段，紧接着一串优美的意象，告诉读者对局双方的气度不一般，但读者并不能从文字上判断双方在本阶段的具体对局情势。

另外，他对棋手的关注胜过对棋，在下文之中、官子之前，甚至专门偏出一笔明写了棋手的神情、动作等等表现。出现诸如此类现象，有两个可能。其一，是蔡洪本人对围棋或军事的修养并不十分精深，所以他无法像前面两位一样，自如出入棋家与兵家的话语系统，随机撷取需要的表达；为了扬长避短，只能采取对他而言相对比较容易操作的侧面烘托手法，即借由写棋手来令读者感受到对弈的氛围，进而间接感受到围棋的魅力。其二，则是蔡洪本人在军事活动中，实际从事过的，是幕府佐吏工作，类如“谋士”或后世所谓的“师爷”。因此他缺乏直接接触军事指挥层面、获得实际经验的机会，即便知道相关原理，也找不到合适的战场直观意象。东吴重武官，西晋崇文学。但因为我们并不确定这篇作品写在何时，也就无从探讨时代风气的影响。——按这么个方向猜想下去，倘若说马、曹两位的写法像是现今围棋比赛转播中的专业嘉宾解说，蔡洪就像一个刚刚从其他频道转到体育新闻的主持人，因为不熟悉围棋或不知如何用言语描述棋盘上的风云变幻，而时不时要求导播多给比赛现场一些镜头。这样的处理当然不能足够深入棋本身，但是很亲民。因为大部分的读者，就像看棋的观众，对棋本身也是一知半解的。

不论“不通军事”和“词库影响”两个可能之中，究竟何者更接近真相，如前所述，蔡洪的《围棋赋》确实给我们呈现出更趋近随军文士而非军官通常具有的气质：优雅、节制，斗智多于斗力。“心斗奔竞，势使挥谦”，“携手诋欺，朱颜妒嫌”。它让我们得以看出蔡洪对棋手棋力的评判标尺。而且这一作战方式，也确实更须要关注棋手，因为它尤其讲究攻心为上。

梁武帝的《围棋赋》——决策者的声音

到了南北朝后期，梁武帝的《围棋赋》，相比前人，又有了新的发展。从围棋的角度，谈棋理更成系统，乃集大成；从取象的角度，则由前代创作都偏爱提及骑兵野战的写法，转向强调围绕城池的攻防。当时南北分裂对峙已二百年，双方实际控制线上，也正频频爆发重点城镇争夺战。或有北朝南征，或有南朝北伐，大兵团会战时有发生。合肥之战、钟离之战……军事上的新形势、新变化，自然也就投射到对围棋技艺的研究和描写上。

按照《艺文类聚》节录的现存文字，梁武帝的《围棋赋》起手也不出历代套路，先简单描述一下棋盘棋子中蕴含的“道”，然后开始布子：“尔乃建将军，布将士。列两阵，驱双轨。徘徊鹤翔，差池燕起。”字面上看，也像是将要展开野战的势头，而他写了“建将军”，这大概是君主“授节命将”仪式化表现自我内化了的潜意识反应。接下来他谈了一点棋理，概而论之，贸然与对手进行野战，非常麻烦：“用忿兵而不顾，亦凭河而必危。痴无戒术而好斗，非智者之所为。运疑心而犹豫，志无成而必亏。”所以接下来笔锋一转，把重点放到了讨论战略防御的技法上：

今一棋之出手，思九事而为防。敌谋断而计屈，欲侵地而无方。不失行而致寇，不助彼而为强。不让他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亡。落重围而计穷，欲佻巧而行促。剧疏勒之屯邅，甚白登之困辱。或龙化而超绝，或神变而独悟。勿胶柱以调瑟，专守株而待兔。

“疏勒屯邅”用的是东汉耿恭的典故，与“白登困辱”是为一对，都是“被围-苦战-脱险”的故事，只不过前者得到了外部援兵，后者则以陈平奇计智取。这段文字所描绘的棋路，将“为防”作为首选方案，目的是让对手“欲侵地而无方”。他反复强调“不失”，强调“孤城坚守”的意象，认为守中求变才是获胜的法门，而且首先必须争取“守住”：“勿胶柱以调瑟，专守株而待兔。”喜欢运动战的棋手大概未必同意他这个判断。也正因为此，他和马融、曹摅那样力量型的快棋手，表现出十分明显的风格差异。

与强调坚守相互呼应，后文进一步展示了作者对战略进攻的极度谨慎：

或有少棋，已有活形。失不为悴，得不为荣。若其苦战，未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损令名。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东西驰走，左右周章。善有翻覆，多致败亡。虽畜锐以将取，必居谦以自牧。譬猛兽之将击，亦俯耳而固伏。

如果说上一段让熟悉南北交锋历史的人，看得出齐梁时期几场南朝对北朝的胜利（尤其梁朝钟离大捷）的影子，那么这段文字中对“贸然进击”深怀戒备的情绪，几乎是梁武后期陈庆之北伐失败、萧渊明北伐失败等等的一个共用注脚。“若局势已胜，不宜过轻。祸起于所忽，功坠于垂成。”他在赋作中反复提醒自己需要避免的，恰恰也正是他晚年几次重挫的内在原因。

到了梁武帝活跃的这个时期，无论围棋还是战争，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棋谱，同时发展出了相对完整的一套术语。因此他得以自如地取象自“一类”战争，使用概括性更强的语言，从而增加赋作的理论色彩；与之相比，前辈的同类创作，则更倾向书写“一场”战争。并且，他增加了对策略选择的解释——战略防御在他看来何以优于战略进攻——于是在现有的汉魏六朝《围棋赋》中，增加了一种更为全面体现“庙算”过程的写法。它不同于马、曹的前线将领，也不同于蔡洪的后方参谋，是属于决策角色扮演者的声音。在这块拼图放上去之后，汉魏六朝《围棋赋》们所共同形成的这个军事话语剧场，才算大致凑齐了所有重要角色，可以鸣锣开场了。

本阶段社会上广泛存在“隶事”逞才的风气，造成文学创作者常常罗列典故——当然，他们罗列的也不仅仅是典故。比如梁武帝的《围棋赋》，到了后段，就有这样的句子：

至如玉壶银台，车厢井栏。既见知於曩日，亦在今之可观。或非劫非持，两悬两生。局有众势，多不可名。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虽涉戏之近事，亦临局而应悉。或取结角。或营边鄙。或先点而亡，或先撇而死……

大量围棋术语集中出现。有些术语现在也不怎么使用，对不熟悉它们的读者而言，简直就像是黑话，作者却还特别遗憾地表示“限于篇幅不能逐一举出”。依照《隋书·经籍志》，署名梁武帝的围棋专书，至少有《围棋品》和《棋法》，但今日都已失传。我们不知道哪些术语是前代留给梁朝的文化遗产，哪些术语是梁武帝自创，但围棋本身的术语、意象，发展到在此赋中几乎可与军事术语、意象分庭抗礼的程度，显然对围绕这项运动展开的文学书写是一大帮助：它使创作者可以错落使用叙述和描写、白描和借喻等不同手法，让作品形态更为摇曳多姿。“点”、“撇”等书法用语进入围棋领域，则可看出“笔阵”与“棋阵”也已明显趋向融合。

“战棋推演”

对这几篇汉魏六朝围棋赋给我们的启发，可以作一点小结。

如前所述，围棋与其他技艺的不同，在于其本身即具有很强的智力对抗性，换句话说，这是最容易形成“战场”的一类技艺。围棋与兵家互通，故这一时期围棋赋高频使用军事话语，也就不足为奇。基于这样的语境，人们一方面以军事活动为喻体，展开对围棋自身的书写，另一方面，围棋也在人们的观念中，被建构成为实际军事活动的象征物。围棋自身的话语体系，则在借用其他领域术语的同时，逐步发展出来。作为一种“体物”的赋类，围棋赋们极尽所能地展示成文时作者各自对围棋有什么认识，为后世读者提供了成系列的话语样本，部分呈现了围棋本身从兵家工具向一门独立技艺发展演变的过程。后世读者既可以从中发现围棋的发展脉络，也可以找到军事理论、技术的演变进程：文学史意义之外，它们同时还具有围棋史和军事史的意义。

虽然兵家色彩因为围棋自身话语体系的形成已经逐渐淡化，但截至六朝晚期，围棋赋所采用的思维逻辑、术语、意象，仍然主要来自军事领域。不同作者基于各自立场，以及直接或间接的戎旅经验，结合自身棋力而写出了风格各异的棋路、棋风。以文字描摹围棋的逻辑、下棋的逻辑，和他们直接或间接的军事经验的逻辑，三者高度趋同，构成字面上的“战棋推演”，也证明作者在创作中不曾刻意遮蔽真实自我的诚意。

棋手赖以换来这些棋谱的军事实践，赋与赋中围棋所能引发的联想，互相激荡，相辅相成，既是棋盘上的模拟，也指向真实发生过的、血与火的实战，从而以一赋兼体两物，产生独特的文学魅力，并提示我们思考：汉魏六朝赋作中，是否还存在其他类似现象。

在本阶段，创作围棋赋们的作者，或多或少地，都在作品中扮演（或试图扮演）着战场上的自己。于是在各自描摹棋艺或是论棋理的同时，一旦把他们的作品放在一起，就会发生奇妙的呼应。作者本身社会角色的不同，带来观察角度的不同；作者直接或间接的生活经验，影响到他们对意象的选择与安排。当文学类书如《艺文类聚》将它们一并收集到“围棋”类目下的时候，作者与作品群自身内在的戏剧性，顿时更加突出。

作为类书的一种，文学类书本身往往也更侧重“知识”，而非“文学”。它的编撰方式，则使得来自不同作者、产生于不同时代，而且有着不同背景的作品，组合形成宫廷诗人在宴会上围绕“围棋”展开文学竞赛般的独特语境。由类书编排体例造成的阅读体验，将引导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类书编撰者观察围棋与围棋赋们，乃至“物”与“文”的方式。

——当然，我们仍不应忘记，沉淀在这些赋作下面的，真实的铁血，以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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