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中国足球应减少填鸭式教育 鼓励球员自主思考

稿件来源：鲁能青训

中国人为什么踢不好球，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众说纷纭，西方很多足球理念我们都尝试过，然而这些理念在中国足球身上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效。有人说中国人身体就不适合踢足球，可看到日本人在世界足球的大舞台上风生水起，东南亚足球近两年也开始异军突起，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也有人说中国球员的基本功不扎实，的确这是一部分原因，但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无法忽略：中国球员在场上不够“灵”，缺乏创造力。

尽管如今武磊以他跑位灵动的特点暂时在西甲赛场上站稳了脚跟，不过毕竟武磊只是如今中国足球中的个例而缺乏其普遍性。都说足球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中国足球的很多问题实际上在我们社会的其他方面也有迹可循。在中国，不仅仅只是足球，我们的很多文化领域都面临着缺乏创造力的问题，像是音乐、电影等方面都可以举出大把的例子。

如今社会上普遍一个共识便是我们在创造力缺失的问题上与过去我们所用的“填鸭式教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鲁能前主帅涅波曾说过：“中国所有好的东西都是从苏联学来的，所有不好的东西也都是从苏联学来的。”这句话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填鸭式教育”的确是起源于苏联。这种教育方式由一位名叫凯洛夫的苏联教育学家发明，将知识死板地灌输给学生，而学生需要做的只是像执行任务一样死板地将知识记住即可。当年没有什么好的教育体系，就将这一套苏联的方法照搬了过来。

“填鸭式教育”当然有它自己的好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教育方式不利于创造力培养的缺点也开始显露出来；在欧美国家，人们则更为崇尚散发性思维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对于学生并不会进行太多的约束和知识灌输，相反更多要求学生根据所学习的知识能够做到“举一反三”，提炼出属于自己的观点。

近些年，中国也开始慢慢改变教育思路，然而这种死板的教育方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依然是随处可见。举个例子：不少有过学车经历的朋友大概都深有体会，学车的过程实际上更像是在通过驾照考试而不是真正学习去开车上路，结果最后车开得很好考试过不了或是考试成绩很好却不会开车的都大有人在。而在中国足球当中，这种“填鸭式教育”也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球员。

在中国的青训营当中经常会有这样一种现象：当小球员出现接球动作不规范或者传球、射门选择错误等，教练往往会立即吹哨叫停训练，随后开始告诉球员在这个位置上应该怎么做，叫球员跟着做一样的动作或是采取一样的选择。教练员的这种想法当然是出于好意，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体现，然而却不利于小球员的自由发挥和创造力的培养。

时间回到1999年，当时鲁能足校刚刚成立，留着小胡子的南斯拉夫人可可维奇正担任着鲁能足校的总教练。当时以可可维奇为首的教练班子在训练中对足校的很多希望之星并没有进行过多的干预，并没有设置很多的条条框框，而是任由他们在场上自由发挥，甚至做一些非常规的动作。这在当年招致了一些争议，然而最终这些孩子中走出了周海滨、王永珀这类极具创造力的球员，印证了可可维奇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

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早年间南美无论硬件设施还是足球理念都比不了欧洲，然而南美球员的创造力却让欧洲球员难以望其项背。有人说这是因为人种的关系，可像是济科、马拉多纳、弗朗西斯科利这些球星可都是正儿八经的欧洲移民后代，难不成这些欧洲人移民了几百年还会产生基因突变？

去年潍坊杯，在巴西体育的随队球员中我们见到了一位熟悉的身影——来自鲁能U19的边后卫刘综杨，在接受鲁能青训的采访时，刘综杨感叹最多的还是那里教练鼓励球员多做动作，而当地的那些球员也敢于自己做动作，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球员，个个都是脚下生花。

可以说，南美球员的创造力也正是在这种以启发性思维和自由发挥为核心主导的足球思想之下培养出来的；而欧美的青训尽管设施完备、理念先进，但却过于程式化，最终培养出的球员反而更多趋向于“功能性”。也正因如此，近些年欧洲足球开始慢慢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在南美球员逐渐开始“欧化”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欧洲球员开始踢得更像南美人，当然他们依然保留了欧洲球员技战术严明的优良传统。

随着现代足球的发展，足球越来越趋向于整体化，可以预言在未来足球对于球商以及创造力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回到中国足球的话题上，我们常常在讨论中国足球应该走怎样的风格，却经常忽视了这些足球理念应该如何贯彻到球员的身上。给球员多一些自主思考的空间，不仅有利于球商和创造力的培养，也能够促进球员风格的形成。无论如何，中国足球是时候少一些“填鸭式教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