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与文学大师 川端康成和金庸与围棋的情缘

在中国古代，“琴棋书画”往往被视为文人的基本修行内容。这“棋”，自然是指围棋。到了现当代，作家与围棋发生的故事仍然不少。作家活得比较性情，一旦与围棋相遇，很容易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比如，川端康成和金庸与围棋的情缘，一生剪不断，理还乱，使人叹为观止。

职业棋手的棋力，过去以段位论，当下看等级分。如今作家职称也分四个级别，但评定标准就不一定全看水平，还要考虑资历、年头等因素。高傲的纳博科夫喜欢用一二三四评定作家，他对故国俄罗斯感情复杂，曾在大学课堂上有过系统讲授，并结集为《俄罗斯文学讲稿》，不知何故，他死也看不上陀翁，他给出的排位是：第一，托尔斯泰；第二，果戈理；第三，契诃夫；第四，屠格涅夫。然后，他还不忘追加一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嘲弄：“这就像给学生的作文打分，可想而知，陀思妥耶夫斯基正等在我的办公室门口，想为自己的低分讨个说法。”这当然属于见仁见智。文学界不兴这个，特别是中国作家信奉的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彼此相安无事。

据川端康成自己的介绍，小时候，一个机会他看到同学母亲下围棋，从此一生与围棋如胶似漆。一次在火车上，他遇到一位号称会下围棋的美国人，拉着川端下了几盘，都输了，这都没什么，但那个美国人输了棋却一脸的满不在乎，川端很失望，遂得出“美国人没有下围棋的气质”的结论。日本人很重视围棋的胜负，胜负感被他们视为一种道，其间渗透了物哀感。梁实秋对于胜负也很看重，他在《下棋》中谈到，他最不喜欢和太有涵养的人下棋，你杀死他一大块，他无关痛痒，顿时让人索然寡味。

1938年6月至12月，川端康成作为特约记者，用整整半年时间，跟踪“本因坊秀哉名人围棋引退战”进程，并在报纸连载了观战纪实。这场告别赛是由《东京日日新闻》举办的，比赛吸引了百万民众的密切关注，人们每天都在观察和研究棋赛中的每一步落子。促使川端康成把观战记改写成小说，是一个意外事件：秀哉名人在对弈中突发心脏病，但凭着深厚的棋道修养，硬是完成了超过肉体承受极限的最后一盘棋。川端从酝酿到完成《名人》，耗费了16载春秋，这部书也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

金庸从围棋里体味出东方文化的神奇与玄妙，这对于他的武侠小说写作，有如神助。金庸说自己“古人最佩服范蠡，今人最佩服吴清源”，最初我有些迷惑，不知这两位相差两千年的人物之间有什么关联，后来明白了，他们身上都有一种隐忍坚持的韧性。浙江海宁是金庸的老家，也是著名的围棋之乡，清代出过棋圣范西屏和大国手施襄夏，金庸一直引以为骄傲。他读初中时迷上围棋，相遇那刻，一生缘分遂定。几年后来到重庆考大学，一次，他和同学在茶馆与茶客“手谈”，由他上阵，两位同学观战助威，正下得投入，猛然间想起误了大事，开考已过半小时，忙一身大汗，狼狈地赶到考场，幸亏监考老师网开一面，破例准许他们进场。金庸一生爱下围棋，悉心研究围棋史料，资助香港围棋发展。他喜欢围棋，爱屋及乌，精心收藏了几十种价格不菲的棋子、棋具，视为珍宝。要知道，金庸的俭省可是出了名的。他一辈子不曾铺张浪费，为买下一个中意的棋盘，却可以“挥金如土”，花掉数百万港币而毫不迟疑。

日常生活里，金庸与名士棋迷过从甚密，还常常恭请围棋高手为家中座上宾，小学生般聆听其点拨指教，身段低到尘埃里，早已不是新闻。他一生有过多次拜师学艺，最后一次拜的是聂卫平。他拜师可不是走走过场，乐和一下，而是正规，庄重，很有仪式感。拜师过程，他要向老师叩拜，行弟子大礼。聂卫平比金庸小28岁，曾深有感触地回忆当时的拜师场景：“当时金庸先生非要磕头，我说不用，他就给我鞠了三个特别深的躬。”此后许多年里，老先生一直以“师父”相称，聂卫平习惯成自然，不再诚惶诚恐，而是近乎享受了。

如果作家也有段位建制，川端和金庸无疑应在高段一流行列。川端和金庸当然不会计较作家排位，他们对围棋表现出来的谦卑，虔诚，敬畏，表现出一种文学大师的超迈境界，令人高山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