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扬：北京冬奥欠缺专业人才 注重“后奥运”遗产

运动员退役之后，大多会经历自己职业生涯的变迁。作为曾经的奥运冠军，获得过59次世界冠军的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前运动员，杨扬从退役至今十几年来的履历印证着这种变迁。

2015年7月，她身穿淡蓝色西装，带着职业妆容，站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一座会议厅里，用流利的英文为北京申请2022年冬奥会作陈述发言。1999年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时，她还一句英文不会讲，连搭乘飞机到国外都不知道怎么转机。

退役后的杨扬曾经在清华大学读书，当过运动形象大使，担任过两届国际奥委会委员，现在是国际滑冰协会理事、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

今年3月，杨扬作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又一次进入公众视野。

大众冰雪热情很高 但场地设施不足

谈履职

新京报：今年是你第二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你有什么新的提案吗？

杨扬：我今年的提案是关于大众冰雪的。现在确实能感受到人们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问题。

一个是场地不足，尤其在大城市里边，人们居住的密度比较大。像今年我在（上海）东方明珠做了一个户外冰场，虽然是短期的，但（人数）真的超出了我的设想，最多的时候一天要五六次限流。确实，我们的场地设施不够。

另外一块是关于青少年培训，其实很多机构在市场很热的情况下反而很难生存。我认为我们国家在体育产业方面的税收政策上可以有一些调整或者细分，通过税收政策来鼓励更多社会机构参与到体育人才培养的事业里来。未来，让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有更高度的结合，能够更加快速地发展。

新京报：中国申请冬奥会成功之后，你的生活有没有产生一些变化？

杨扬：还好。我的主要任务还是在申办的时候，当时出差蛮多的，不断和国际奥委会委员沟通，争取他们对中国的支持。另外我是陈述人之一，做整个陈述报告需要很多磨炼。

新京报：你是否了解中国为冬奥会所做的准备？

杨扬：2022年北京冬奥会对我来说更像一个大聚会，就像我在家里欢迎全世界的朋友到中国来。当然这个聚会组办起来不容易，全世界对中国这届奥运会有很多期待。希望我们能够通过每一个细节打动来自全世界的运动员，让他们觉得不虚此行。

举办期正好在新年、春节期间，我希望中国的文化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机会更好地展示和传播。如果细节做得好，这些运动员就会主动为我们代言，成为中国冬奥会、中国文化的代言人。

新京报：你觉得中国第一次举办冬奥会，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

杨扬：虽然没有办过冬奥会，但因为有2008年奥运会的基础，尤其对北京来说，组织人才还是蛮多的。但是在专业人才方面我们确实比较缺，因为赛事组织和（夏季）奥运会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像山上的救护人员，要懂医疗也要会滑雪。一些雪上的急救、组织工作，我们可能需要从国外聘请大量志愿者，以及专业的工作人员。

而且，这届北京冬奥会的奥组委非常看重“后奥运”，也就是“奥运遗产”，包括奥运场馆的可持续使用、冰雪运动人才的去向等。体育产业当中，这些专业人才是非常宝贵的，怎么让他们有更长远的规划，而不是办一届奥运会之后就解散，这样的“遗产计划”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我相信这些人在“后奥运时代”也是非常出色的人才。

还有关于奥林匹克意义的传播价值——“3亿人上冰雪”是当年我们申办冬奥会时向世界做的一个承诺。

中国为什么渴望办冬奥会？因为我们有庞大的人群能参与到冰雪运动中，其中有孩子、家长、学校、社区等。除了赛事组织之外，申办之后另一部分工作就是冰雪运动的普及。运动，不单是给高水平运动员提供赛事平台，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能身体健康，让更多小孩子能通过运动变得积极向上，这是运动更大的价值。

谈生活

人生不设限 退役后未必只能搞体育

新京报：和你小时候相比，人们现在的运动理念有什么差异？

杨扬：时代在变化，差异还是蛮大的。我们小时候是被选拔的，你进了专业（体育队），才有机会去滑冰。现在滑冰更多的是孩子的意愿，他只要喜欢，无论是不是这块料，都可以滑。

因为过去是定向培养，参与的人比较少，即便成才率高到10%，100个孩子也就能成才10个孩子。但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可以来1000个孩子，可能还会更多。现在各种商业机构、社会团体都来参与冰雪运动，人群就不再是以百、千来计算了。设想一下，3亿人参与的话，普及的基础该有多大？

我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滑冰学校和滑冰俱乐部，从2013年到现在有将近六年了。去年，我们一共有九个孩子进入短道速滑国家青年队以及跨界跨项的队伍。

新京报：你这个俱乐部想要培养什么样的孩子？是像你一样的运动员吗？

杨扬：首先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冰雪运动。在南方城市，冰场确实不多，孩子们对冰还是蛮陌生的，我要吸引他们来参与。

这跟我们小的时候不一样，我们小时候是经过筛选的，你喜欢但是你不合适（不是这块料）也不一定就有机会，但现在“喜欢”就是唯一的标准。创建初期我就有两个目标，一是能让更多人参与，给所有喜欢冰上运动的孩子提供这样的机会；二是能够为那些有天分的孩子搭建一个舞台、平台，从服务到培训给他们提供最好的支持。

新京报：运动员退役之后，一般有哪些出路？

杨扬：现在运动员退役之后出路非常广。我一直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你有你的兴趣爱好和特点，如何发现另外一个自我是很重要的。

还有就是要思考，运动到底带给我们什么？在赛场上那么多年，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弱点又是什么？比如我们从小就从事专业训练，文化课程有缺失，所以拿这个去跟大学生比肯定是有困难的，但在赛场上那么多年，抗压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视野等，我们都有很大的优势。

文化知识积累不够，就要想办法去学习。国外这种观念是比较早的，我们也看到很多大机构的高管是运动员做上去的，像国际奥委会现任主席，也是德国原来的击剑奥运冠军。

人生不要设限，不要认为运动员只能做体育的事情。体育可能是我们更加熟悉的行业，即便在体育行业里，我们还是要重新学习，不要失去信心。

新京报：你退役之后到现在一直在做什么？

杨扬：我是2006年都灵冬奥会之后退役的，一晃已经十几年了。退下来之后到清华读书，2008年我进入北京奥组委工作，之后接到国际奥委会的提名，2010年2月在温哥华冬奥会上正式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一直到2018年平昌冬奥会，完成八年任期，正式卸任。

卸任之后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儿了，但是国际奥委会巴赫主席又给我发了封信，希望我继续服务于奥林匹克运动。现在，我在国际奥委会的市场开发委员会（任职），三年前我当选了国际滑冰联合会的理事，今年再一次当选，主要负责三个项目：短道速滑、速度滑冰和花样滑冰。

新京报：之后的生活，你会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体育这个行业吗？

杨扬：我一直都是把体育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我还有两个宝宝要照顾，以后他们俩都上学了，可能我也要花很多精力。生活中我也很喜欢体验各种不同的风俗文化，喜欢旅行，喜欢和朋友聊天。可能这几年确实时间不多，做得不够，未来希望能通过做“减法”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去生活，去感受世界。

全世界对中国这届冬奥会有很多期待。

希望我们能够通过每一个细节打动来自全世界的运动员，让他们觉得不虚此行。 ——杨扬

新京报记者 侯雪琪 陶若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