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凉！延边主帅黄善洪曾试图扭转局面 叹息:太突然

来源：足球报

特约记者钱洪涛报道 位于延吉市人民体育场西侧几百米远的两栋灰色楼房，是延边富德足球俱乐部的办公楼和球员宿舍。除了家和单位，这里是我近几年出入最多的地方。2019年2月25日10时35分许，我站在楼下注视着这个非常熟悉的地方，脚步竟有些沉重。

30分钟前，延边主管文体的副州长最后一次听取了富德产险董事长全权代表、富德俱乐部总经理于长龙关于俱乐部即将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的情况汇报，只有三个人的会议简短得更像例行公事，根本就不是外界揣测的那样，是在就延边足球的未来命运进行最后一次谈判。因为延边富德破产早已在三天前就已盖棺定论。

“跟着延边足球‘死’了两回”

走近二楼最东侧总经理会客室门口，里面传来老于略带愤怒的声音，“我是不是得为球员们着想？转会窗口就剩几天了，你让他们怎么办？现在开始无条件为他们服务，谁也不能设置障碍。”几分钟后，包括富德产险董事长全权代表在内的几个人神情低落地走出来。当我走进于长龙的办公室，他正仰坐在沙发上，十指伸进已经花白的头发里狠狠地梳理着：“你别问我了，我现在啥也不想说。”因为彼此熟悉，老于的这句话算是我俩见面的开场白，“我也不想打扰你，但延边队的最后时刻，我就想在这里待一会儿。”

“为什么在最后时刻才说破产啊？这帮球员咋办啊？”沉默了一会儿，老于叹了口气，显然老于也对富德产险的破产决定不满意。老于身前的茶几上放着一张打印好的辞呈，上面写着“鉴于俱乐部进入破产程序，我已完成历史使命，由于身心疲惫、健康状况极差，特此申请辞去俱乐部董事、总经理职务”，落款日期是2019年2月25日。上面还有于长龙的亲笔签字，我扫了一眼这封简短的辞职信，问他接下来会去哪儿？“我还能去哪儿，回家待着呗。”说完他拧开一瓶维他命饮料喝了几大口。

队员韩光徽站在于长龙办公室门口，手里拿着自由身证明。本来已经在广东华南虎（梅县铁汉）通过试训、准备签约的韩光徽几天前刚回到延吉，“梅县最后一个名额二选一留给了我，现在再回去人家名额已经满了。”本想留在家乡踢球的韩光徽，甚至还没来不及去韩国与球队会合就赶上了俱乐部破产，他“幸运”地成了队内第一个拿到自由身证明材料的球员，“赶紧去找球队吧，别耽误了。”于长龙在那份材料上签上名字递给韩光徽时还不忘嘱咐几句。

俱乐部办公室的女孩小林轻轻地敲了敲门轻声说：“于总，该去吃饭了。”“你们去吃吧，叫上林总（富德产险），我不去了，吃不下。”这时，深圳佳兆业俱乐部负责人给老于打来电话，“你们之前卖给我的球员现在都是自由身了，我们这买卖赔了啊。”“我也不愿意破产啊……”我示意老于“我走了”，老于挥了挥手继续接他的电话。

俱乐部办公室主任美玲孩子刚满周岁，走廊里见到我，“哥，这么多年跟着球队跑，辛苦了。”此时的美玲其实已经算是一名失业人员了，但她说接下来会留在工作岗位上，为球员加盟其他球队做好材料准备，“前几年都是我去中国足协给球员办注册手续，在窗口关闭前足协注册办忙得就像打仗一样，今年不用去了。”说完美玲笑了笑，笑里透着自嘲和苦涩。

离开俱乐部办公楼，我特意向路过的每个办公室都看了一眼，工位上几乎都是忙碌的状态。

楼门口，千学峰、白胜虎和俞林这三名梯队教练正聚在一起聊着破产的事儿。千学峰是俱乐部二队的助理教练，他是俱乐部破产后失业的近150人中的一员，而另外两人因为带的梯队年龄小，工作归属还在延边州体校。这三人都曾在延边一线队效力过，千学峰更是经历过敖东时代转卖浙江的那段痛苦回忆，“没想到自己跟着延边足球‘死’了两回。”千学峰说。白胜虎则是敖东时代终结后那一批从中乙一路杀入中甲的元老，当年和他一起拼杀还留在目前这支延边富德队的队友仅剩裴育文一人，“记者大哥回家了可别哭啊。”“我戒酒了，但今晚要一醉方休。”平时话就不多的白胜虎说话的时候一直低着头。

我看了一眼俱乐部的牌子，转身离开，不知道下一次再来这里会是何时，但再来时那块延边富德足球俱乐部的牌匾一定已经不在了。楼前停着的俱乐部大巴，延足红色LOGO队徽还很耀眼，不远处就是延吉人民体育场，那里是延边足球将士为家乡足球和个人命运拼杀的战场，中超两年一度一票难求，此时已散尽硝烟……

延边足球土壤有了金字塔效应

我的延边足球记者生涯始于2001年。最初只是有比赛时才去例行采访，第一次跟队采访是2004年10月，在河南郑州见证高珲率延边队实现冲甲的时刻，那时的延边足球，刚刚经历过职业化以来的第一个低谷：远走浙江。

白胜虎、文虎一、尹光、郑林国在内的20多名球员先是熬过了在朝鲜魔鬼一般的痛苦拉练，又遭遇了连续三年冲甲失利的心理打击，他们是延边敖东转卖浙江绿城后，留下的一点延边足球血脉，也只有他们能体会那种从低谷中爬升有多么艰难。在我以后的采访中，我不止一次听这批球员提起当年朝鲜魔鬼拉练的那种苦，苦尽甘来之后他们又随高珲和几任教练帮延边队在中甲站稳了脚跟。

2004年的中乙赛场，延边主场上座率场均1.5万，高珲率队预选赛17连胜，老延吉人民体育场似乎又回到了当年甲A敖东时代的辉煌场面。进入中甲，我逐渐变成足球专项记者，每天都泡在延边队的训练场边，那时球队只有两块天然草坪，建在延边大学西侧一片苹果梨园旁边，其中一块场地因为不够平整，无法保障正常训练，只能勉强让球员热身时使用，即使这样，我每天依然被延边球员高昂的训练热情感染着，还有几个球迷也和我一样，风雨不误地每天出现在这里看训练。

在我的书架上有一张照片，延边队的功勋外援左拉和一个小球员趴在草坪上，左拉正在给那个小球员签名。这张照片就是我拍摄于延足刚刚重回中甲赛场的那段日子，拍摄地点就是能闻到苹果梨花香的延边队训练场。有球看，看更高级别的联赛，是每一个延边球迷的愿望，延边的火爆球市至今仍让人羡慕嫉妒，每一个延边队的比赛日，延边人都像过节一样。当2016年延边队征战中超，延边各级体校招生也有了天壤之别，以前都要体校教练看中了好苗子，然后上门求爷爷告奶奶让人家把孩子送来，后来变成了开门迎客，甚至还得挑好的优先录用，进体校的孩子不仅不用交高额学费，还能拿津贴，有机会到足球发达国家集训学习，延边的足球土壤也有了金字塔效应、偶像效应。

2005年后连续三年，我一直随球队出征客场，那时跟队记者只有我一个人，当时还在广播电台供职的我坐在客场偏僻的看台上，一边电话直播解说比赛，腿上放着纸笔记录比赛过程，还要时不时拿起相机拍摄几张比赛图片，写稿到深夜几乎是常态。因为随队采访，我和高珲的教练组以及队员们吃住在一起，慢慢熟络起来，有一度我还帮着教练组做对手的战术情报分析，那时的延边足球条件很差，日子过得紧巴巴，但比赛、训练很快乐。虽然远征采访写稿很累，但我也自得其乐。

2005年赵铭入选国青队，我第一次专访延边球员，那篇专访稿子至今仍可以在网络上搜索到，也正是这篇稿子让外界了解了赵铭。后来赵铭在荷兰世青赛一战成名，他回到延边特意给我带了一件世青赛的球衣，还欣然接受邀请到我们媒体做了一场与球迷互动的直播。

从左拉回归到金永俊领衔朝鲜三剑客再到李在敏等人组成的韩国帮，年年为钱发愁的延边队只能花小钱办大事，金永俊那三名朝鲜外援甚至是高珲用球场割草机换来的，当然，后来高珲慧眼识珠培养出来的阿布巴卡尔被人用25双球鞋换走，也是那段岁月里延边足球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在那段网络信息还不是太发达的时代，只要不泄露球队战术秘密和用人信息，我的稿子几乎覆盖了延足所有的动态，我这个带着一口不标准普通话的比赛直播解说，也是延边球迷了解球队客场比赛信息的唯一途径。

直到现在，延边足球记者这个职业仍让我充满成就感，我从中得到的快乐和收获远大于无奈和疲惫。19个年头跟着延边足球“南征北战”，至今为止经历了10任延足主帅，球员也换了一茬又一茬，从80后到现在的00后，我和太多延边球员、教练和延边足球圈里人成了生活中的朋友，甚至还因为延边足球而结交了很多媒体同行，因为延边足球，我的生活状态完全变了另外一个样子。但谁能想到，在我延边足球记者生涯的第20年还未到来，代表延边足球形象的延边富德足球俱乐部破产了，延边队解散了，我的“主队”丢了。

黄善洪曾试图扭转局面

破产的消息迅速扩散，几乎每个延边人的朋友圈都被悲伤刷屏，毕竟对于足球之乡来说，没有足球相当于天塌下来了，甚至连那些平时不懂球、不看球的延边人也跟着转发朋友圈。其中一位富德梯队小球员的妈妈的朋友圈让我难受了好一阵，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以前孩子说努力练球的目标就是为了有一天能进延边队，现在俱乐部没了，球队没了，孩子突然问我，妈妈，我将来长大了要去哪儿踢球啊？”老球迷赵一奎朋友圈转发了他和延足老总于长龙的一段对话，这个看了25年延边队比赛的延足铁杆一直在微信里安慰于长龙，而于长龙在25日晚上回了一句“对不起，我没做好”，看过之后我瞬间泪奔。

除了球迷没有了主队，最可怜的当然就是延边一二线队的70多名球员，他们一夜之间下岗了，算上足协特批延期注册也不到一周的时间，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球员市场想再就业实在是太难了。延边队的教练、队务还有俱乐部工作人员都自发地编辑了同一条微信朋友圈，“希望好心的球队把这些可怜的球员收下吧，他们是无辜的”，“延边球员有能力，人品踏实又拼命，他们的足球生涯不应该就这样被荒废了”。

破产之后，我一直在关注每一个球员的走向。除了在破产前离开的孙君、金波、李龙和李强，破产之后又陆续传来了朴世豪、崔仁、王猛、韩青松等球员找到下家的消息，甚至外援奥斯卡和中国香港球员艾力士下家也有了眉目，一些预备队的孩子也都跟熟悉的经纪人搭上了线，俱乐部从老总到青训教练，凡是有些人脉的，几乎都发了微信打了电话向外“推销”这些失业的延边球员。于是，这两天我的朋友圈里不再被愤怒刷屏，一个个球员找到下家的好消息开始传递。

但现实总有残酷的一面，就算能跑得赢时间，各队有限的转会名额也会限制延边球员重新就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终究会成为这次延边富德破产的最大牺牲品。挂帅延足之后还没带队打过一场联赛的韩国名帅黄善洪，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无奈地说“太突然了”，他还想和延边足球人再一次对话试图扭转局面。黄善洪的心态就是这几日很多延边足球人的内心写照，宁愿用谎言欺骗和麻痹自己，也不愿意相信冰冷的事实。

市场化改革为何难成功？

郑州冲甲成功之后，在场边搭建的简易球员休息室里，时任延边州体育局局长的梁昌浩掷地有声地对全体冲甲将士说：“明年你们就好好打比赛，我们一定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让你们专心去打比赛。”我至今仍保留着当时冲甲成功后这个场景的采访录音带。然而，延边队的第一年中甲就出现了欠薪，高珲一度怒拍梁昌浩的桌子，但回过头来又自掏腰包给球员发生活费。

其实这样的场景就是那个时代延边职业足球的缩影，财力有限的延边一边高喊着“延边足球要断奶”，一边却不愿意放低身段接轨真正的职业足球发展理念。于是，此后的几次职业化操作都以失败告终。

2005年底，程鹏辉准备收购延边队的消息曾在延边足球圈引起轩然大波，但引发波动的不是延边足球要进行市场化，而是程鹏辉来了之后可能要把延边队带走，还要让率队冲甲的功勋主帅高珲下课。顶着压力的延边州体育局最终摆平了这些争议，和程鹏辉签署了委托经营延边足球俱乐部的协议，程鹏辉成了延边足球历史上首位俱乐部总经理，因为之前的俱乐部负责人都是体育局的人事任命，职务名称是俱乐部主任。

延边当时看中的是程鹏辉经营足球俱乐部的经验和能力，但对程鹏辉团队的资本运作能力缺乏考量，之后程鹏辉没有为球队拉来赞助，拖欠工资和奖金一度高达200万，球队在2006赛季初就发生两次罢训，2006年5月，延边州体育局终止了与程鹏辉的委托经营延边队的合同，延边足球首次市场化尝试失败了。

延边足球走向市场的首次试水失败后，不知道有关部门是如何总结经验得失的。随后，2007年，延边籍媒体人宋青云从韩国红魔啦啦队找来500万赞助，出任俱乐部老总，这是延边足球第二次市场化尝试，可惜没过几个月，残酷的现实就碾碎了梦想。事后，宋青云没有太直白地表达失败的原因，但话里话外还是表露了过分的行政干预严重束缚了他对俱乐部的发展设想，让他无法放开手脚去大胆尝试市场化运营。

有人说，延边足球是“抱着金饭碗要饭”，延边足球空有深厚的底蕴，却没有把“足球之乡”这块金字招牌利用好、发挥好，没有让优良资源产生最大化的经济效应，归根到底还是理念上需要一场风暴。

遥想当年，富德与延边足球的联姻也曾度过了让人无限憧憬的蜜月期，但最终仍以失败而告终。虽然目前关于这场失败的总结陈词还没有定论，但无论是富德还是延边，有一天追究谁来承担责任时，他们都必须直面历史的拷问。

可终究，我和那么多喜欢延边队的人一样，失去了“主队”。足球依然像血液一样流淌在我们的身体里，但涅槃重生究竟还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