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欧洲面临挑战，德国在魏玛纪念100年前成立的共和国

魏玛共和国总统艾伯特

1919年2月6日，德国告别帝国体制，走向共和国。第一次举行国家议会，不是在首都，而是在德国中部的一个小城市魏玛。那不是从柏林的逃亡，而是事出有因，在众多候选城市，政治家们做出了对图灵根的小城魏玛的抉择。

对于出席大会的政治家们，却是要面对不寻常的氛围。比如在芭蕾舞的换衣室举行政府首脑会议，议员们坐在包厢里参加议会，议会团体在合唱团的练习厅开会。在舞台上，给议会主席加冕。

在革命与战争结束之后，议员们（其中破天荒第一次有37名女性）本来应该为国家的未来，特别是德国国家的统一在柏林帝国国会大厦举行会议。但是，为什么会选择了魏玛呢？今天人们常常忘记的是，在1918年与1919年之际，德国面临崩溃，只是这个原因，使国家议会大会在一个令人意外的地方举行。

在第一次大战接近尾声，局势已经变得紧张。在前线，阵亡的人数日剧增加，德国本土的生活供给也越来越严峻。而德国南部和西部对普鲁士政府以及柏林的批评就愈渐尖锐。在慕尼黑的一次饥饿游行中，一些家庭妇女说巴伐利亚军人是普鲁士政府的奴仆。巴伐利亚王国亲王鲁培勒希特也在考虑，让自己的王国脱离德国，回到奥地利的怀抱。

在慕尼黑生活的作家缪萨姆看到这种局势，为德意志帝国的未来忧心忡忡。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是一个北德吕贝克的人，在巴伐利亚成了外国人。这显得非常滑稽。我四围望去，站在了蓝白相间的边境桩的另一面。要我鞠躬行礼。”

对普鲁士和柏林的咒骂在1918年11月初，愈演愈烈。美国总统威尔逊向德意志皇帝提出要求他逊位作为结束战争的必要条件。整个德国期待着威廉二世给德国带来和平。但是，在柏林却发生了种种混乱和巷战。

首都面临绝望，在各个省份却导致革命。在基尔和威廉港，发生水兵哗变；在巴伐利亚，社会主义者艾斯纳提出“巴伐利亚自由国”的设想。艾斯纳与美国人进行谈判，准备单独与美国媾和。并建议巴伐利亚士兵去掉德意志帝国军人的标志。而德国政府对这些离心离德的行却无能为力。

1918年11月9日，柏林革命爆发。艾斯纳对此感到惊讶：“在柏林统治着反革命。没有革命的声音。”而天主教《科隆大众报》却称，社会民主党的李卜克内西是柏林的真正的领袖。那里笼罩着无家可归，大城市病，饥饿，内战，德国面临崩溃。

其实，这些报道都是片面的。柏林的革命进行得有条有序。地铁在运行，工资也在继续发放。在政府管理顶层的是社会民主党议长艾伯特。

柏林对许多保守党人而言，是一个辉煌的象征，代表着一个君主国家的秩序。但是，对那些巴伐利亚牧师，许多地方上的小市民，柏林是一个巨大的城市，不时发生街头斗殴、罢工、示威和街垒战，并总是会发生伤风败俗以及令人质疑的变动。在1918年11月，德国的许多地方发出了离开柏林的声音，同时，也对布尔什维克的独裁感到恐惧。许多地方上的政治家尝试，把自己从普鲁士军事政治以及由此造成的后果中脱离干系。

在西部的莱茵兰，天主教政治家开始咒骂“普鲁士的异国政权”，呼唤成立西部德国的共和国。

在这种局势之下，艾伯特临时政府通过国家议会迅速选举，希望能够对分崩离析的局势有所调和，以期在国会造成积极影响。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人们回想到1848年的革命，希望能从那里的保罗大教堂再次获得自由的力量。还有不少人提出把埃尔夫特、卡塞尔、艾森那赫、班贝格或者纽伦堡作为国会大会选地。艾斯纳对这些地方都进行了否定，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家乡乌茨堡举行。

当时，魏玛并没有写进候选城市的名单。是艾伯特的顾问，德意志帝国新当选的帝国法院院长巴克提出魏玛作为候选地。在这之前，巴克是国会发言人，文化总编以及柏林大众剧院的共同发起人，他的热情不仅仅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国会和剧院”，他提出在魏玛举行国家议会大会。

法兰克福因为离法国占领军太近，被否决了。魏玛市同意提供剧院作为大会会场。很快，魏玛成为艾伯特的首选。尽管反对声浪也此起彼伏：军队元帅格罗讷和普鲁士反对声音特别强烈。普鲁士是新当选的内政部长，也是未来的《魏玛宪法》的撰稿人。他们认为，如果国家议会不在柏林举行，将表现出德意志帝国政府的软弱无能。

不过，艾伯特却坚持去魏玛。他分析道：必须考虑到对普鲁士政府和柏林的离斥力量。并劝说柏林市长：“国家议会大会选到德国的心脏举行，是一种统一的考量，帝国的团结将由此而来”。加之，魏玛在历史上是歌德和席勒的城市，对于年轻的德意志共和国是一个美好的象征。这一个受人欢迎的附加值，并不是要远离政治中心。

艾伯特的政府在1919年1月14日，做出去魏玛举行国会议会的决议。

国家议会大会不是在首都柏林，也不是在另一个中心城市慕尼黑，而是这两个城市的中间。尽管柏林和慕尼黑两边都反对。

其实，魏玛在德意志的历史上，早已经是一个国家统一的象征，在十八世纪末，就已经在实质意义上是德意志文化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