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杯：足协新政改革本能更彻底 进一步完善需取经国外先进制度

四大帽只是开始

中国足协12月20日在上海召开中超、中甲、中乙联赛工作会议。会议对2018赛季联赛工作进行全方位总结的同时，也对明年联赛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出台了一系列规定。新的政策有利于中国足球整体健康发展，因而政策公布后，无论是舆论还是网络，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中国足协。对于近年“一切向钱看”、急功近利的职业联赛，这样的政策早该执行，甚至有些改革举措应该更加坚决彻底，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确保中国足球向着健康的方向继续前行。 ■记者马德兴报道

“四帽”本该来得更早

在这次会议期间，“四大帽”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即“注资帽”、“薪酬帽”、“奖金帽”、“转会帽”。此番中国足协在“关于转发并执行《中超俱乐部财务约定指标(2019-2021)》的通知”中，对各家俱乐部在这方面的限额有了明确的规定。这并不是简单地给目前红火的中国职业联赛“浇上一盆水”，中超联赛需要繁荣、需要发展，但绝不是简单地靠“烧钱”制造虚假繁荣。过去几年来，中国足球恰恰就是被部分人简单地认为“靠钱”就可以解决一切，导致资本在中国足坛肆意妄为，让中国足球蒙受了更大的损失。

近年中国职业联赛球员身价飞涨、俱乐部不堪重负。而且，这些个别俱乐部还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让中国足协实施倾斜政策，让整个联赛的发展失衡、中国足球的整体利益受损。在此番于上海召开的会议期间，中国足协专门组织召开了“俱乐部财务控制与管理国际研讨会”。

会议期间，不管是日本职业俱乐部还是帮助中国足协实施监控的普华永道公司等，多方面数据显示：中国职业俱乐部的薪水明显不合理。亚足联官员更直言：2018赛季中，中超联赛俱乐部的薪资总支出高达6.9亿美元，而日本职业联赛仅为2.4亿美元，甚至还不到中超的一半。而在整个2017年，中超亏损总额超过了7亿美元，平均每家俱乐部亏损达到了2.76亿美元。而在这些亏损中，很大程度由薪资过高所致。

另一方面，当中超大肆烧钱时，这些年来不仅国家队的成绩没有实质性提高，即便是亚冠联赛中，最近两年冠军均为日本俱乐部所获。投入与产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显然，中国足协及时出台限制性政策，是着眼于更长远的发展。也许有人会以“行政干涉市场”为由反对相关政策，可是，我们应该明确一点，出台这样的限制性政策，本身并不是为了捆绑住对足球有热情的老板的手脚、放弃对亚冠联赛的追求，相反，是为了让中国足球得以更为健康地发展。“让市场说了算”，并不意味着监管部门甚至是政府部门可以“大撒把”。更何况，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经贸发展的事实证明：政府从未放弃过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管理。放之足坛，同样如此。

在一系列举措出台之后，更为重要的是监管。不管是日本还是欧洲的职业俱乐部，在财务公平政策出台之后，之所以能够让职业足球健康发展，最根本的还是在于监管到位。从这一层意义上说，“四大帽”政策出台之后，对承担监管职能的中国足协来说，任务才刚刚开始。而在监管过程中，仅仅依靠中国足协一家，也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充分调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形成一种合力，促使中国的职业俱乐部尽快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改革可更彻底

坦率地说，中国足协此番出台的一系列新政中，或许是担心影响到投资人的热情与利益、影响球员的积极性等，在很多方面已经做出了“让步”。恰恰是因为“顾忌”太多，导致某些方面的政策还不彻底，让改革的步子有所减缓。

就以“薪酬帽”中所规定的“限薪帽为国内球员最高税前工资（不含奖金）为1000万元，参加亚洲杯、2022年世预赛的球员可以上浮20%”这一条为例，就很容易引起争议。因为“国脚”这个概念，本身是宽泛的，即便是像参加亚洲杯赛、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的球员，这样的定义也容易引发歧义，留给各方“操作”的空间。过去这些年来，中国各级国字号队伍早就盛传：“某某参加国家队集训一次，中介费多少多少万；如果出场一次，中介费多少多少。”等。在反赌扫黑期间，这样的事情也被媒体揭露。即便是外籍教练担任主教练，在中国足球的现实大环境中，这些情况也是屡见不鲜。

站在中国足协的角度，给国脚们提高薪酬，是希望队员们入选国家队之后能够更好地为国争光。这个出发点是毫无争议的，而且也确实需要为国脚们争取更多的荣誉与回报。但在具体的操作方面，是否应该进一步细化？譬如，以“出场次数与出场时间”来取代“国脚”这个宽泛的概念。

在参加这些大赛的国家队员中，可以分为几个档次，像亚洲杯赛，如果中国队进入四强，则至少将参加6场比赛，那么，所有球员就可以有出场次数与时间的统计，参加4场或以上、出场时间超过360分钟的，算主力球员，这些球员的薪酬可以增加20%；如果出场4场、但累计出场时间只有250分钟或以上的，算主力替补，这些球员的薪酬可以增加15%；再譬如出场次数和时间不多的，拟处一个标准，薪酬再增加8%至10%；还有哪些入选了但没有出场的球员，增加5%或更少等。

如此，恐怕远比用“国脚”一个笼统的概念更有现实意义。从主教练的教练，他首先需要对自己的饭碗负责，在不具备能力的情况下，恐怕轻易不会给球员机会。这也就大大降低了“中介人”在其中的运作空间。

再譬如，奖金制度本身就不合理，完全应直接取消。作为职业球员，在与职业俱乐部签订合同过程中，除了薪酬，应该就奖金问题与俱乐部达成一致。在欧美职业俱乐部中，球员的薪酬除了工资之外，也包括了奖金。中国的职业俱乐部本不应该再拿出额外的费用支付全队的奖金。像英超俱乐部就有过明确的规定，所有俱乐部必须在新赛季开始之前提交新赛季的预算，待赛季开始之后就严格执行。

当年莱切斯特队以黑马姿态夺取英超冠军，如果放在中国，或许会有大量的奖金发放，但莱切斯特俱乐部的球员和工作人员奖金分文没有，而且也不敢发，因为英超联赛随时随刻在监管着。像目前由中资控股的南安普顿俱乐部，中方管理人员就曾介绍，在球队赢了像曼联等这样的大俱乐部之后，俱乐部老板高兴，请球员吃饭都不行，因为这会被认为是违规行为，违反了相关财务制度。

类似这样的举措，完全可以为中超所采用。当然，因为这是中国足协第一次推行，肯定存在着进一步改进与完善之处。相信未来出台的政策将会更进一步细化。

应增加俱乐部赛事

此次中国足协推行的一系列新规新政，更多在宏观层面。在政策出台之后，恐怕在微观方面尤其是技战术方面，也需要出台一系列举措，以确保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能够得以提高。

根据此番会议期间所公布的2019赛季中国足球的初步赛历，中超联赛定于3月1日开始，11月30日结束，尤其是在11月份的国际足联指定的国家队比赛日结束之后，依然还有两轮联赛。整个赛季长达270天左右，这也是自2008赛季中超增容至16队规模以来，跨度时间最长的、结束最晚的一年联赛。（2008中超联赛也于当年11月30日落幕，但首轮是在当年3月29日揭幕。）

赛季时间增多，很大程度上是给国足在国际足联指定的国家队比赛日备战留出足够的时间，以便国足更好地展开备战。但是，对于职业俱乐部而言，球队生存的根基在于比赛。只有比赛，球员的竞技状态才能得到保障，俱乐部也只有通过比赛才能更好地经营。

以足协初步拟定的2019赛历为例，明年中超将有五次暂停，时间最短的是3月11日至28日，前后18天；最长的则是5、6月份以及11月，长达25天。各级国字号队伍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充分进行备战，那么，职业俱乐部怎么办？只训练、不比赛，显然不是俱乐部球队所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足协能否充分利用这些间歇期，创办一两项赛事，以便俱乐部球队的球员也能够通过比赛保持状态？

譬如，像近邻日本利用国家队集中时间，安排联赛杯；像西亚众多国家在国家队集中期间也是进行类似赛事。那么中超俱乐部或中甲俱乐部是否同样可以安排类似的赛事？或者是恢复以往的中超杯赛。这些赛事就是在国脚缺席的情况下进行，是让俱乐部职业球员保持状态的赛事。而且，作为职业球员，像中超的中下游球队一年也就30场联赛，外加一两场、两三场足协杯赛，对职业球员来说，这样的比赛显然太少了。

类似这样的细化政策，恐怕是中国足协下一步需要考虑的问题。无论如何，此番出台的一系列新政应该说是这些年来中国足协整治力度最大的一次，相信所有人都希望中国足球会因为这些政策的出台而进一步走向成熟、走向健康。不过，我们更需要有耐心，因为足球是一个系统工程，没有时间的积累，短时间内恐怕很难见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