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笔下的康熙、雍正、乾隆，并不是历史上真实的帝王，只是他心中的政治理想，是他的一份家国情怀。”
刘悠扬
二月河 资料图 新华社供图 摄：姚剑锋
二月河先生辞世，突然想起多年前采访过他两次。一次是2005年，他在深圳和金庸先生的世纪对话；另一次是2007年，我们策划了一组“80后文学新生代”专题，找不同代际的作家来谈，他作为“40后”作家受访。
一直觉得，在这世上，“宿命”二字可能确有其事。二月河先生离开我们是在12月15日，就在13年前的这一天，他来到深圳，刚下飞机就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而第二天，在他和金庸先生深圳“论剑”的讲台上，金庸先生把他比作乔峰，一个典型的北方大侠，一个值得做朋友的好人。
版税收入千万，打扮如老农民
还记得初次见到二月河先生，圆头大耳，满脸挂笑，身材高大，留着一个大平头，操一口浓重的南阳方言，颇有几分像弥勒佛，乍一看似乎是个粗人。可一旦和他聊起天来，就能感受到厚重的书卷气，中国古典文化在他身上留下很深的烙印。
早就听闻这位先生在生活中不修边幅，穿衣服也没什么讲究，见到本人还是吃了一惊。他踩着一双布鞋，一副风尘仆仆的老农民打扮。握手时我们说凌老师您就穿这个？他很大嗓门地反问：不穿这我穿啥？
其实那几年，是他最火的时候。2006年推出的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二月河以1200万元的版税收入位列第二，超过韩寒，仅次于余秋雨。
但他一直把钱看得很淡，对自身物质要求极低，这些年却拿出几百万元捐助各种弱势群体。采访中，他几次谈到“穷人”，让人印象深刻。
他说书价太高了，一套《二月河文集》便宜的卖300多元，高档的要500多元，让进城务工青年望而却步。因此他对盗版书感情复杂，“盗版对穷人有利。一味追究盗版，不是作家应有的意识。”2008年，他作为人大代表，甚至直接在两会上提出减免出版税，降低书价，让穷人读得起书。不料此举却遭到一大批作家围攻，面对种种非议，二月河选择了沉默。
可能也很少还有人记得，是因为二月河2004年的一份提案，中国农民才得以全部免收农业税。
哀民生之多艰。作为人大代表履职十几年间，二月河关注了作家免税、降低书价、老龄化社会、推广普通话、空气治理、水污染治理等大大小小的议题。
在他身上，有一种超越作家小世界的、特别“大”的东西。采访中他吐露，原本不想搞文学创作，而是想做个“大公仆”。依我看，他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心态，“文”最终是要用来载“道”的。或许因为如此，他创造了一批“改革皇帝”的群像。他笔下的康熙、雍正、乾隆，并不是历史上真实的帝王，只是他心中的政治理想，是他的一份家国情怀。
“我原本偏爱雍正，刘和平把偏爱变成了溺爱”
和金庸身后获得无数赞誉相比，二月河逝世带来的争议更大。有人说他的“帝王三部曲”没有对君主专制社会提供足够的批判，也有人说他精心刻画执政者和知识者之间的“蜜月”，是1990年代诞生的最重要的国家主义作家。
其实，这种种批评未必公平。
2005年在深圳的那次采访中，二月河谈到《雍正王朝》这部电视剧时，只给了59.5分，原因是，“我本来对雍正皇帝就有偏爱这种成分，而刘和平（《雍正王朝》编剧）比我走得还远，他把偏爱变成了溺爱。有了这样一个溺爱，就不公道了。”
应该说，雍正是二月河寄托理想最深的政治人物了。他曾几番表白雍正，因为这位皇帝的勤政几乎冠绝历史。但在那次接受我们的采访时，他明确谈到：“雍正的专制独裁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突出。此外，这个人比较寡趣，不生动，也比较刻薄。还有曹雪芹的抄家以及文字狱的事，电视剧里都没有表现。就是因为刘和平的溺爱，总把雍正往好里去说。”
什么是真实的历史，二月河真的不知道吗？并不是。印象很深，他当时说，在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真实性发生冲突的时候，他选择前者让位于后者；在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之间选择的时候，他以普通读者作为他的上帝。
很多人都忘了，二月河是小说家，不是历史学家。他无须对真实的历史负责任。之所以要在小说里放大那些帝王身上的励精图治、锐意进取，或许只因这些在他心中，是一个比历史真实更重要的、更宏大的价值。他必须要把这种价值，传递给他的读者。
那一年他才62岁，谈到人生竟有日薄西山之感
2007年，最小的“80后”年满18岁，当传媒把目光转向这个日渐崛起的新生代作家群，我们报社也策划了一组专题，想找不同代际的作家来谈谈。二月河是“40后”，那会儿又影响巨大，他对这些文坛新人怎么看？带着好奇，我拨通了他南阳家中的电话。
时隔仅两年，他的状态却已大不如前。对年轻人，他寄予很大期望。对网络世界，他怀着敬畏心，预言说“网络的力量将来比电视还要大”。让我有些意外的是，那一年他才62岁，谈到人生竟用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这样的词。他说“人生好比是抛物线，当抛物线下落，已不能再做任何向上的努力，任何努力都是徒劳”，听来很是心酸。
今天看来，他离开这个世界还是太早了，才73岁。而一切似乎早有预兆。二月河是从底层一点一点熬出来的，写作有多苦，今天的人无法想象。记得他说，自己那三部帝王系列，500多万字，“是在十几年之中，昼夜不停写出来的，绝对是一种超量的透支”。每天三睡三起，头发大片大片地掉，不断遭遇退稿，烧掉再重写，就像是精神上的沙漠旅行，疲惫不堪，看不到尽头。自从1999年身体恶化，他几乎写不了什么大部头，“就好比弹簧，已经拉过劲了，就不可能再恢复原样。”
晚年的二月河，长期被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所困。糖尿病带来的眼疾，让他看东西不太清楚。2005年在深圳，他还雄心壮志地说，想写《乾隆之死》，想写《太平天国》，可仅仅过了两年，这份“不死心”已经成了“力不从心”。
品书像个美食家，最爱“原味原汁”
回想那一次采访，最轻快的时刻，可能还是谈到读书的时候。
二月河相信，人和书讲究缘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至少读了五遍，还是找不到心灵震撼的切入点，“不是这本书不好，也不表示我不会读书，只是我和这本书的缘分还没到。”
讲起自己的读书历程，他饶有兴趣地回忆，曾经历过一段填鸭式读书。“那是‘文革’期间吧，全民都在文化荒漠之中。那个时候我的感觉，仿佛见到所有的文字都是亲切的。我在废旧破烂里觅，在朋友家里搜，在图书馆的角落里捡，地下掉的一张纸片、一本旧台历，上头只要有我没见到的文字，都会使我心目一开。从《匹克威克外传》到《奇门遁甲》，包括道士们画的驱鬼驱狐的符咒——没有老师也无人指导，全都是猪八戒吃人参果那般囫囵吞下去。”
他读起书来绝对是个“杂家”，却也有许多书不对脾胃。比如喜爱《基督山伯爵》，《茶花女》就一般；金庸的书几乎全爱，但《鹿鼎记》至今还在书架上是个摆设。王朔说了金庸很多不恭之词，但他喜爱金庸，也爱王朔。郑渊洁的童话起初也使他着迷，却觉得后期作品硬凑着“说”童话，不那么“娓娓”了，于是就淡了。
二月河品书像个美食家。他喜欢“原味原汁”，像《第三帝国兴亡》，虽然不是小说，但刺激、原味，仍然可以使他通宵达旦读下去。太浪漫的书如《斯巴达克斯》《三个火枪手》，味道很重，他却读不出兴味来，就像他喜爱莱蒙托夫的诗，对普希金就很恬淡。凡此种种，都被他归纳为一句话：“这不是书的问题，只是人和书的缘分的事。”
“太阳该落山了就让它落山，二月河要顺应这个自然”
其实很羡慕二月河的一生。他很通透，绝不纠结，活出了自己。
早年有过做“大公仆”的野心，后来发现要做“大公仆”，就必须失去许多自己内在的东西。所以他在采访中坦白，“正因为入过世，所以我才要出世。”10多年前，河南省委组织部找他谈话，想让他当省文联主席，二月河坚决回绝了。还听说，有时候上边来领导想见他，他就这么回答：“你只能在我家坐15分钟。”
看起来那么不识时务，但他对朋友又极好，极仁义。
在这个商品社会，很多作家选择出版社，难免逐利而行，二月河却是罕见的专一。他一生只有两个责任编辑，黄河文艺出版社的顾仕鹏是他的启蒙编辑，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周百义是他忘年之交。他所有的书，都交给这两家出版社了。“人之交有‘白头如新’，有‘倾盖如故’，知与不知而已。”他淡淡地说。
要什么，不要什么，他其实洞若观火。这是有大智慧的人。
不知为什么，“情义”二字，在这样的老作家身上读到，总是凄凉和温暖相伴。陈道明演的《康熙王朝》，是我家最爱的保留剧目之一，看了一遍又一遍，现在想想，也许是眷恋那种古典的人际关系、古典的天地大义。
11年前，二月河在电话那一头，对我说：“人、文坛和世界上所有事物一样，有如日中天的时候，也有夕阳西下的时候。”他从没打算像他笔下的康熙大帝一样，向天再借五百年，“太阳该落山了就让它落山，二月河要顺应这个自然。”
似乎为了这一刻，他已经等了很久。
（原标题：二月河的“文”以载“道”）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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