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博：邓亚萍:中国企业那时不懂奥运 奥委会也没期望挣钱

邓亚萍，中国体育史上的标志性人物。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时，20岁的邓亚萍作为运动员代表上台陈述，那次失利让她至今谈起时仍会流泪。2001年北京再次申办奥运会，28岁的邓亚萍已是国际奥委会（IOC）运动员委员会委员，深谙个中游戏规则。2008年北京奥运会，邓亚萍出任奥运村部副部长，成为近2万名运动员、教练、官员的“大管家”。

对邓亚萍而言，北京奥运会让她完成了从台前到幕后的转变。十年再回首，邓亚萍说北京奥运会没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我们真的是尽心尽力，把能做的全做了。”

邓委员 二次申办更了解游戏规则

新京报：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你作为运动员代表上台陈述。对你来说，那次失利最大的打击是什么？

邓亚萍：1993年，我刚刚20岁，当时作为惟一的运动员陈述代表。那会儿英语不行，陈述稿是背下来的。记得陈述前一晚上都没睡觉，一直在叨叨那几句话。还好咱运动员的心理素质还好，上台后正常发挥了水平。

我记得陈述结束后，5个候选城市的代表都在一个大厅里等着。最后宣布那一刻不是北京时，那种打击或者失败的感觉，绝不是因为我输了一场球，是我们一个国家和民族输了，特别特别难受。所有人听完后，默默起身回到酒店，大家没有话好讲，也没法彼此安慰。

新京报：2001年北京再次申奥时，你已是国际奥委会（IOC）运动员委员会委员，这种身份和工作经验是否对申办有了更多帮助？

邓亚萍：从自身经历说，那几年我经历了退役、读书、留学，以及在IOC参与工作。这个过程中，我对国际组织有了更多的认识，也看到了这个过程中国家的逐渐强大，包括我们做事更加成熟，更加跟国际接轨。

我参与过1993年申办，也更多参与到了2001年申办。从我自身的体会来讲，我们的国家和政府真的是更加了解一些游戏规则、一些玩法。如果我们在8年前是这种情况，没准那次就赢了。

在第二次申办时，我们的整体做法非常开放，汲取了前一次的教训。大家的想法是努力努力再努力，保险保险再保险，当时一票一票是看得出来的。我们会用西方人善于理解的一种方式，善于接受的语言或故事，去告诉他们中国是什么样的。

新京报：第二次申奥前后，你在英国读书，如何完成学业跟申奥工作间的平衡？

邓亚萍：我1997年去清华大学读书，同时也去英国学习，两边来回跑。1999年底，接到北京奥申委的电话，通知我参与申奥工作，要利用一切场合告诉大家中国要申办了。

2001年2月，IOC评估团开始评估5个候选城市。我的任务是参与整个评估团的接待工作，一直到最后在莫斯科的陈述。这段时间我在北京，需要我去做（IOC）委员工作时，我就飞走了，我记得最紧张的一次是3天往返洛杉矶。申办成功后，我的本科学业也结束了，继续回英国读硕士和博士。

副村长 奥运村运营团队2.7万人

新京报：你最初在奥组委市场部工作，之后转到奥运村部，岗位的变化带来哪些挑战？

邓亚萍：市场开发就是筹款，虽然政府承诺承担一部分费用，但我们还是希望通过市场开发筹到一部分。坦率讲，中国的企业当时不大懂奥运，他们不觉得这事儿还能挣到钱，国际奥委会原来也没抱太大希望。虽然你们不看好，这事我们还是要做。跟奥组委其他部门相比，市场开发启动是比较早的，2003年年初就启动了，同年9月推出了整体的市场开发计划。

我是2003年2月加入到市场开发部，参与到了最高级别合作伙伴的销售。做了一年多，差不多把最高层级的赞助商销售完，后来被国家体育总局调回，负责中国奥委会的市场开发。

一直到了2007年，正式成立了奥运村部，我就过去了。奥运会的规律是这样的，随着时间临近，越临近越是实操，越前面越是Plan（计划）。

新京报：让你转岗去奥运村，是因为你运动员期间住过奥运村吗？

邓亚萍：大家也都知道奥运村的重要性，当时奥组委去国家体育总局找人，就找到我了。总局就决定把我派过去，做奥运村部副部长。总体来讲，这份工作咱还是熟悉的，也知道怎么去做。

担任IOC运动员委员会委员时，每一届奥运会我们都会去奥运村服务运动员。从1997年开始，我历经了悉尼、盐湖城、雅典和都灵4届夏、冬奥会。我们天天跟运动员打交道，征求他们的意见，环境相对是熟悉的。奥运会最大的核心价值是运动员，怎么把他们服务好，让他们赛出最好成绩，这就成功了。

当然，如何去服务好这些运动员需要一个团队，毕竟住在奥运村的有16000人，这其中有10500名运动员，其他是教练、官员等。我们在2008年1月就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团队，涉及十几个相关部门，吃住行、安全保障，所有方面事无巨细。相比其他运营团队，奥运村部人数最多，加起来得有27000多人。当然，我们的服务也是最好的。整个奥运会期间，我们接待了69位全球各国的1号人物，没出任何差错，并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发言人 破例让记者进奥运村采访

新京报：除了奥运村部副部长，你还有一个角色是奥运村新闻发言人。当时外媒对北京奥运会有一些看法，作为新闻发言人怎么去应对一些刁钻问题？

邓亚萍：最尖锐的问题其实是在2001年申办时，那会儿质疑更多。7月13日前一天，各个申办城市都有一次发布会，那是巨大的挑战，出现一点纰漏都是不可逆的。我当时是新闻发布会6名成员之一，那种压力现在都记忆犹新。

申办时，确实有一些运动员抵制，但也有很多运动员站出来支持北京，其中包括瓦尔德内尔。当天发布会上，一名瑞典记者把问题抛给我，怎么看瓦尔德内尔支持北京申奥，是不是你们买通了他？

关于老瓦，我得说他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和地位，除了天赋，还因为他经常来中国训练。当时我才十一二岁，跟国家队在无锡集训，老瓦、佩尔森、盖亭他们就经常过来训练，对中国非常熟。

当时回答这个问题时，我说瓦尔德内尔一定是看到了中国的进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我相信他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他更愿意去支持北京。

新京报：北京奥运会时，关于奥运村的新闻是怎么做的？

邓亚萍：我记得北京奥运会的注册记者是24000多人，非注册记者大概有30000人。奥运会期间，奥运村毫无疑问是关注的焦点。但IOC有规矩，不允许记者随便进入奥运村采访。这个过程中，越神秘猜测就越多。当时的运营团队领导有先见之明，知道媒体感兴趣，让我们想办法要有效地把信息传递出去。

我给新闻团队提的要求是新闻就是时间，媒体的申请不隔夜。北京奥运会开幕前，我一个人开了5次发布会。我们很真诚、翔实地提供给大家各种数据。一旦记者拿到想要的信息，也就不会去猜测了。

残奥会期间，我们亲自邀请媒体朋友进村采访，这之前是没有过的。我们开放给所有媒体，我亲自带着大家去看，村里有什么设施，之后在运动员食堂请大家吃了一顿饭。我们用真诚去让全球媒体看到北京奥运村到底怎样，还是一个很好的效果。

台下人 没时间去看一场奥运比赛

新京报：奥运村全天候24小时运转，副部长的工作又很繁忙，奥运会期间去现场看过比赛吗？

邓亚萍：没去过，完全待在村里，那么庞大的一个团队光磨合就需要一段时间。大家知道，运动员村是最早接待的地方，只要一开放，代表团陆续都来了。开幕式前，我们必须完成205个代表团的升旗仪式。要知道，IOC原则上是不允许开幕式后再升旗。当时一天最多安排11场进村仪式，这之前要逐一跟各代表团沟通、确认，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等开幕式后，竞赛进入正轨，我们就进入平稳运转状态。我记得开幕式后，奥运村工作人员倒下一片。你知道神经长时间紧绷后突然放松下来，人有时候是会生病的。

新京报：奥运村部之后出过一本书《奥运村纪事》，这在各运营团队里是比较少见的，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邓亚萍：奥运会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对很多人来讲，一生可能就这一次。也是想着给大家留点纪念和回忆，每个团队写点文章，要求人手一本。书的后面有全部27000多人的名字，我们给不了大家什么，也没有能力给，但留个念想还是可以的，也是对大家的一个感谢。

整个奥运会期间，大家都付出很多努力。当时按规定，所有工作人员不可以去运动员食堂，大家也不知道运动员吃什么、喝什么。按规定，运动员餐厅24小时运营，我们当时提供460种菜品，一周调一次菜谱。记得当时计划每天从全聚德调300只烤鸭，大家都喜欢吃，后来追到600只都还不够。

奥运会前前后后两个多月，我们是最早进、最晚收的，大家都很辛苦。奥运会结束后，该散伙了。村里领导决定让大家排队去运动员食堂尝一尝，都要离开了，留点念想吧。

新京报：奥运村这段日子在你的职业生涯占什么位置？

邓亚萍：在这之前当运动员，都是别人给你搭好台，你把戏唱好就可以了。但到IOC工作后，发现你要从台前走到幕后了，要在游戏规则下给运动员提供更好的条件。再到我们自己办奥运会，你更加切实体会到奥运会真的太不容易了，有太多细节需要一点点去抠。最后到奥运村工作，完全是从台上到台下，下到我都没有时间去看一场比赛，事无巨细地做好任何一项服务。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震撼全球”

新京报：关于北京奥运会，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邓亚萍：毫无疑问是开幕式。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毫无疑问震撼到了全球。我在剑桥的一个好朋友，开幕式第二天去洗衣店，店主看到他那张亚洲面孔就问他是不是中国人？得到确认后，一直在跟他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好棒。我朋友说十几年在英国，这样的感受还是第一次。

我们开幕式前安排运动员入场，就像一个流水线一样，码好车，告诉代表团坐哪一辆车，一辆辆往鸟巢运。之后，我们就开始准备接他们回来，开幕式完全没时间看，大家都在工作。那天很热，我们都担心同时洗澡会“崩掉”，也做了大量预判、推演工作，得知道什么时候是峰值。运动员从开幕式一回来，食堂肯定是到的第一个地儿，吃完赶紧洗洗睡，第二天要比赛呀。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大家在最短时间内吃饭、洗澡、休息。

新京报：有没有收藏与北京奥运会相关的物件？

邓亚萍：福娃、火炬，还有我们的工作服，当时用过的很多物件都留着。

“北京奥运结束，很多代表团不想走”

新京报：关于北京奥运会，个人有没有什么遗憾？

邓亚萍：没有遗憾，我们真的是尽心尽力，把能做的全做了。从反馈来讲，也是一片由衷赞扬。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很多代表团说真不愿意离开。以往大赛一结束大家都想赶紧走，但那次没有。

新京报：回望2008奥运，过去10年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邓亚萍：从失败那次到成功申办，对我是一个完整的结束，有输有赢；运动员从台上到台下，从别人搭好台到我们去给别人搭台，又是一个完整的结束；这样的经历，更加感受到人生就是这样，有开始就有结束，有高光的时候，也有默默无闻的时候。

“再办冬奥会，不像第一次时没底”

新京报：对2022北京冬奥会有什么期待？

邓亚萍：对冬奥会充满信心，我们组织这种大型比赛已经相当有经验了。而且办过夏季奥运会，再办冬奥会有很多经验可循，不像咱们第一次时感觉没底。

冬奥会有一些项目刚开始，大家对这些项目有一个认知的过程。从认知层面上，冬奥会确实不及夏奥会那样普及。从这一点上，还需要很多的冬奥知识性的推广。但对成功举行一次冬奥会，我一点怀疑都没有。我们的实力、办赛经验已经不是（2008年）那个时候了。让观众对一个项目有很深的认知需要时间，我们还有将近4年，还有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