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博：张路指点，问您一个问题：中国足球还会好吗？

首发于虎嗅旗下年轻厂牌“难逃一吸”（suck2333）

作者 | 格林糖

1986年夏，中国足协的前身——国家体委足球办公室组织了一个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研究中国足球体制改革问题。牵头的是足办副主任孙宝荣，成员有广东和上海的足坛元老包瀛福与张道济，还有分别来自京津，如今声名显赫的两位足球解说嘉宾：张路与李元魁。

他们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集中，这座体育馆正是由张路的父亲沈勃（张豫苓）主持设计。他们同住一室深入讨论了两周，在当时并未形成结论性意见。张路这次会后用了较长时间思考和总结，将会议中的种种落笔成文，并在1986年12月23日、30日，1987年1月13日分三期刊载于《足球报》。

文中提出的足球管理体制，与后来中国足协的运行体制基本一致。对此张路谦虚而又自豪：

“我不敢说现行体制来自于我的设计，因为据我所知，现行足球管理体制是后来中国足协借鉴了世界各主要足球国家通行的体制搞出来的，我的设计不过是与人家的不谋而合。唯一可以自豪的是，我当时并不了解外国的体制，这一切都是自己苦思冥想出来的。”

彼时张路还不是后来央视上擅长于战术解析的常驻嘉宾，也不是北京国安队的副董事长和总经理，而是在北京体育科研所供职，并于两年后的1988年，以37岁的“低龄”升任副所长，所里的科研经费由他“一支笔”签批全权负责。

从这时起，张路就成为了中国足球血泪史中，大众最为熟悉的“局内人”。青训、职业化、国际交流和国足选帅，处处可见他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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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知道邓小平同志曾经在1984年2月在参访上海展览馆时说过：“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却未必知道，1986年，首届柯达杯世界16岁以下青年锦标赛在北京举行前后，他同样说过：“中国足球要上去，必须从娃娃和青少年抓起。”

受此鼓舞，当时张路以北京体育科学协会足球学组的名义，团结北京市足球圈的体校教练和大中小学足球教师，到中小学推动足球活动。我们搞各种比赛，帮学校建校队，抓训练，编训练大纲，编教材，选拔尖子，搞选拔测试，制定测试标准，组建北京少年队。

“在此基础上，我们自发成立了“北京足球专职教练委员会”，成员包括北京从专业队、业体校到中小学的几乎所有足球教练和教师。这是个纯民间组织，没人管，也没有钱，就凭着大家的热情，把北京市的中小学足球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张路回忆，当时北京搞足球的小学他们全部去过，足球教练和教师都非常熟悉。到1988年，初步建成了“小学-业余体校-专业队青年队”的三级训练网，得到了当时北京市体委的高度表扬。张路本人的论文《足球应列入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也获得了儿童足球论文二等奖。

正在热火朝天之际，1988年底张路却感到了一丝不对劲——怎么踢球的孩子越来越少了？

根据1992年张路亲自参与的《中国少年儿童足球训练与竞赛体制改革的研究》课题组发布的调查报告，到1990年底，全中国常年踢球的7-16岁孩子（小学和初中生）还有仅仅1万人。其中大连最多约2000人，北京、上海各约1000人，其他重点城市几百甚至几十人，再就没有了。

这就是中国足球的基础。

1994年中国足球开始职业化之后，掀起了一股“足球热”，而张路也在1996年由北京体育科研所调到北京国安俱乐部当总经理。搭建国安青训梯队亦是主要工作之一。

说起来，当时去国安，张路并不太乐意。他当时主持全所工作，科研服务、学术研究、开发创收各项工作都十分出色，按说应当扶正了。但因为在央视与宋世雄、张慧德一起解说意甲，同时于94年世界杯期间参加了《绿茵金辉》节目，名声大噪的同时招来了同事和领导的非议，才有了调任一事。

后来这次调任成为了张路的人生转折点，他得以进入一线观察整个中国足球的职业化进程，也更坚定了他的“中国足球没戏论”“中国足球危机论”。

在甲A联赛最红火的1998~1999年，光国安旗下就有11所足校，学生上千人。企业乐于为足球学校投钱，家长也想让孩子踢球赚大钱。

但潮水褪得比想象更快：

“2000年夏天国安各足校联合招生，我乐观地认为会有成千上万的学生来报名，没想到最后只来了300来人，其中会踢的不过100来人！此后北京乃至全国的足球学校都没了生源，纷纷倒闭，国安旗下的足校也只剩了4所。”

两次搞青训的失败让张路十分心痛，从宏观上说，他明白这是只抓提高，不抓普及，只重眼前，不重长远，急功近利的做法造成的恶果，但具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哪些地方做得不对，却琢磨不透。

等他琢磨明白，已经是十余年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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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路在北京国安任总经理期间，除了抓青训，还做了两件大事：请外援，请外教。

1997年7月20日，星期六晚，工人体育场，甲A第10轮，北京国安主场迎战上海申花。是役，国安新近引进的三名外援：巴拉圭中场冈波斯，巴拉圭前锋卡西亚诺和西班牙前锋安德雷斯首次同时登场。他们仨合进8球，最终造就了甲A历史上最著名的惨案：国安9:1狂胜范志毅领军的申花。

那个赛季开始前，深受球迷喜爱的国安队锋线“双高组合”：高洪波以及高峰，由于要求的工资过高，张路不得不放先后放他们离队。早先引进的肯尼亚外援英加纳身强体壮，并在客战广州太阳神的比赛中梅开二度。但由于当时3名外援的限制，在主帅金志扬坚持下，张路最终决定将其更换为卡西亚诺。

这个决定造就了甲A历史上最成功的外援组合，也是张路自认为最得意的引援手笔。不过要说他为中国足球请来的最重要的“外来和尚”，还要说目前唯一一位将国足带进世界杯的教练米卢蒂诺维奇。

1999赛季，国安排名联赛第6，是当时甲A开踢以来的最差战绩。赛季结束后沈祥福请辞出国深造，张路开始了为国安选择新帅的工作。

当年前南斯拉夫名帅桑特拉奇刚刚率领山东鲁能拿下联赛和足协杯的双冠王，中国足坛刮起了一股“南风”，而张路也在这个时候联系上了米卢的经济人杜什克。然而后者告诉他，时任美国大联盟执教纽约巨星队的米卢并不想执教俱乐部，而是想执教国家队。

此前米卢在国家队执教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86年的墨西哥，1990年的哥斯达黎加、1994年的美国、1998年的尼日利亚，他连续四次带领球队杀入世界杯决赛圈（算上中国是连续5次），并神奇的都带队杀出了小组赛。（这个不算中国）

后来张路说：“米卢不是神，但他游历5国，5次成功，天下无双，靠装神弄鬼或撞大运都是不可能成就的。符合逻辑的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米卢有真本领。”

出于惜才，张路将米卢希望执教国家队的消息告诉了足协副主xi张吉龙。由于当时的国家队主帅，英国人霍顿没能带领国奥队杀入悉尼奥运会，那时已经逃脱不了下课的命运。因而正在寻找新帅的张吉龙对米卢很上心，马上开始了谈判。

谈判过程一度陷入僵局。

“他（杜什克）跟我说足协的人没诚意，这事不成，米卢要走。我就赶过去问情况，米卢方面说足协的报价太低，跟他们的心理差距太大。”

张路回忆说，米卢那边的报价是130万美元，而足协当时还的价是30万美元。他就告诉杜什克，中国人做买卖的心理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这两个报价的中间价码，应该就是大家的心理价位。

不出张路所料，最终双方顺利成交。2002年，米卢带领中国队征战世界杯的同时，张路与阎世铎、张吉龙等人一同入选了体坛周报评选的“世界杯十大幕后英雄”榜单。

而张路为北京国安的选帅则没有交到这样的好运，他选择了另一名前南主帅乔里奇作为国安新主帅。后者技战术和抓青训的水平尚可，但有两个臭毛病：脾气暴躁以及好色。

据说乔里奇刚来国安就将队内的人骂了个遍，不仅骂球员，而且还骂翻译，当时国安前后两任两位塞尔维亚语翻译马福聚和张亚飞都被他骂走了，换了一个长得十分漂亮的前南斯拉夫女留学生，国安球员回忆，她的中文实在太差，乔里奇的战术布置她一句都翻译不过来。

在众叛亲离下，乔里奇仅在国安执教了三轮联赛就离任，这也成为张路在总经理位置上最大的败笔。对此张路的总结是：“后来想想，也不能说完全失败，乔里奇那次也让我们之后借鉴了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那次在经济上没有大的损失。”

在积极尝试把海外的成功经验“引进来”的同时，张路也积极推动中国足球“走出去”。早在1985年，当时广东籍国脚古广明加盟德乙达姆施塔特曾引起国内舆论的巨大争议，张路便撰文《对外开放，势在必行》力挺，从提高技战术水平、学习国外先进管理体制和训练经验、国内联赛更新换代、培养职业精神和带来外汇收入等角度论证了留洋对中国足球的好处。

此后，古广明在达姆施塔特任主力右边锋7年，成为中国的留洋先驱之一，为后来中国球员登陆德国足坛铺平道路。而他退役之后，也回国执教，将德国先进的经验带回国内。

1998年，在张路任总经理期间，国安年轻前锋杨晨以100万马克（大约相当于当时的375万人民币）的身价转会法兰克福。此后，国安也一直是对于球员留洋最为开放的中国俱乐部，邵佳一、张稀哲也先后在巅峰期赴德甲俱乐部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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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足球积贫积弱已久，而外援、外教涌入中国联赛，欧洲联赛转播、报道也全面与国内接轨之后，球迷和足球从业者认识到国内外足球水平的巨大落差，产生了一种“黄种人不适合踢球”的舆论。核心立论在于，白种人和黑人的先天身体素质优于黄种人，踢不过他们并非我们不努力，而是天赋比不过。这样的人种论至今仍然活跃在微博和论坛之中，成为中国足球麻痹自我的最好借口。

张路最早感受到中外足球的巨大的身体差异，是在足球运动的基础——体能上面。

上世纪60~80年代，国家体委在国内各运动队推行“三从一大”（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力图先在体能上有所突破，其中足球专业队要求每天训练不少于5小时，跑动距离不少于1万米。按理说如此要求下，运动员体能不会差。

1977年之后，我国和当时的西德足坛交流颇多，一些西德专业教练前来帮助中国球员训练。在国内以体能充沛著称的山东队在秦皇岛体验了西德教练带来的“循环训练法”。一堂课的时间没有超过120分钟，其训练强度只相当于西德职业队的1/2，但山东球员竟然完成不下来，或者仅是勉强达标。

当时张路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写道：

我国足球运动员一年的训练时间乃至每次训练课的时间均比人家长得多，但比赛起来却总觉得体力不如人家。体力问题多年来所我国足球的一大薄弱环节，抓了一次又一次，却总是不见起色，以致有些同志的除了这样的结论 ——人家“种”好。”

但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的训练不够科学。简单来说，正式的足球比赛中，有30分钟以上的时间心率会达到180次/分钟。而在早年中国足球的训练项目之中，达到这个心率水平的训练项目寥寥无几。而西德教练来了，一搞高强密度的训练，球员们就受不了。

另一方面，很多教练员有“我们比人家落后，就更得多练”的思想。既想把强密度搞上去，又想延长训练时间，却又枉顾人身体承受运动量能力有限的客观规律。

曾任西德足球队助理教练并主持过国际足联教练员讲座的西德著名教练卡尔-海因茨-黑德尔戈特在其《对现代足球训练的一些想法》一文中说：“可以高标准，严要求，但不能过分。运动员的情绪、积极性和兴趣以及训练效果都取决于训练负荷是否合适。”

张路研究了当时西德的训练计划：

在西德，这种积累是通过一年中准备期或训练期这一较短时期来完成的。通过开始就相当强而后又不断加强的刺激，使运动员从休假中很快地恢复身体机能，进入比赛所要求的状态。在比赛期开始后，则是用有间隔的短时间强刺激训练来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

接受了西德教练专业训练之后的山东队，在1977年升入当时的甲级联赛，并在两年后拿下四运会的冠军。那是山东足球历史上第一个全国冠军，并由此奠定了山东鲁能后来作为国内豪门的基础。

从这件事情上，张路总结出，中外足球的差异，未必在人种天赋上，即使有那也是不可逆转的客观因素。真正要命的，是足球运动需要尊重科学规律，体能训练如此，技战术如此，青训亦是如此。在科学指导下，经过一个周期的努力，扬己之长，避己之短，便会化茧成蝶。

而这个周期所需的时间，张路的给出的答案是20年。

这正是一代人从儿童成长为青壮年的时间。也是近邻日本足球完成从亚洲三流到世界杯十六强蜕变的时间。二十年间，他们结结实实打脸了“黄种人不适合踢球”的观点。

而留给中国足球的时间，似乎总是没有二十年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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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张路作为北京足球队的队员随队访问日本，与日本国家队打了两场比赛，和国家青年队打了一场。由此可见当时日本足球界对中国足球还是很敬畏的。

在横滨，与日本国青队比赛前，张路观看了两支日本小学生队的垫场比赛。高档整齐的队服、足球鞋以及灯光草皮的环境，高水平的攻防技战术，令他目瞪口呆——这比我们国内的小学足球水平高出两个档次！

他对时任团长的北京市体委魏明主任说：“等这帮孩子踢到成年队，我们可就够呛了！”

魏主任却乐观地回复：“我们的小孩也不错嘛！”

整整20年后，日本队靠着当初这批孩子，先中国一步杀入法国世界杯。张路一语成谶。

归根结底，日本足球走了一条符合足球规律的道路。在1992年9月8日张路发表于《足球报》的《日本神话探秘》一文中，他曾经这样评论日本足球的发展：

善于学习也是日本人的一大优点。起初他们学习西德，那是全盘引进，一丝不苟地真学，当我们有些人窃笑他们丢失了“自身特点”时，人家已掌握了西德足球的精髓，转而又开始学习巴西人的技巧。当我们对此一举尚大惑不解，以为他们迷失了方向时，他们请来了善搞总体设计的荷兰人，灌输一番整体作战的意识，把两种风格揉在一起，于是便有了现在这支日本风格的日本队。如果看不到日本足球界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这一番苦心，看不到人家这样清楚的战略设计思想，想战而胜之又谈何容易？

日本人“傻”，学什么都是真学实干，照单全收，学深学透后再去其糟粕。我们总是以聪明自居，学什么都是浅尝辄止，朝秦暮楚，以不符合国情回避对传统行为的改革，这也就是中国队虽有自己的风格却总是输球的原因。

在2001年卸任了国安总经理之后，张路主要的角色，便是电视机前和蔼可亲的“张嘿嘿”。其中他最得意的节目，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时《超级评测》。

这个节目中，张路需要找到一个有意思的，在本场比赛中是关键性的，同时又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战术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找出当场比赛的画面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由于节目制作时间紧张，他必须在开场15分钟内就发现这个战术问题。

张路顶住了压力，在15期节目中，他讲解了“德国防线的反弓形”、“阿根廷的交叉进攻”、“意大利的阵型与打法”、“葡萄牙的边路进攻”、“区域防守与盯人防守”等战术，既有深度，也有趣味性。

他一边解说，一边在学习世界足球的先进经验。一次访问日本，他与“日本职业足球之父”川渊三郎有过深入交流，后者点出了中国足球发展中相比日本的优势所在：日本的足协办J联赛完全无法得到政府的支持，而实际上，川渊三郎等足球人其实十分希望有政府帮助。

张路由此得到启示，如果政府支持，给予一定的资金外加一些行政手段支持，中国足球应该能够做得不错。作为人口大国，我们有13亿人口，日本才1亿人口，日本都能有500万小学生踢球，中国做起来比日本容易得多。

而经过不断的学习和推演，张路也终于搞明白了当年在“足球热”时，青训一败涂地的原因：

“千万不要在小学搞校队，否则三年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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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在学龄时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当放学后想在球场踢一会儿的时候，场地却被学校校队占了，不让踢。

中小学组织校队是为了拿锦标。张路清楚的记得当年青少年足球的锦标狂热：

大约在1983前后，由国家体委、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联合创建了青少年足球的三杯赛——小学萌芽杯，初中幼苗杯，高中希望杯，全国24个足球重点城市参加。先由基层各学校组建校队参加区里的比赛，区冠军参加市里比赛，市冠军参加全国三杯比赛。这样从基层到全国，有普及有提高，似乎是一个理想的人才培养金字塔。

这种机制下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精英化”。学校内的场地、设备资源倾向于少数踢得好的孩子，而一些足球强校，比如大连的东北路小学，北京的人大附小，又垄断了当地踢球最好的孩子。

一些孩子没有球场踢球，便不踢了。一些学校踢不过这些强校，就不搞足球了。

而为了让少部分“精英”夺取锦标，又增加他们的踢球时间，减少了文化课时间，客观上荒废了学业。张路说，其实小孩子在16岁之前看不太出天赋，发育早的占优势，长大一点就泯然众人，成材率很低。而因为耽误了学业，也干不了别的，成为了“废品”。这种环境下，极大打击了家长带孩子学足球的积极性。

于是搞校队的结果就是，踢球的人越来越少，而少数踢球的里面也选不出来几个能堪大任、进入职业足坛的好苗子。说白了，就是这一套方法没有达到普及足球的目标，也没有起到选拔人才的效果。

张路回忆，面对这种状况，当年足协领导起到了反作用：

这种情况领导不管吗？问题是，各级领导也想尽快出成绩，要政绩，所以不但不制止，反而帮助重点学校抽尖子，调校，更助长了分化和集中的趋势，所以不出两三年，基础就垮了。

更极端一点的情况是改年龄，为了追求锦标，社会上下通同作弊：

家长、体校、学校、体委、教育局、公安局、家长、老师、教练、各级领导乃至区市领导，都参与其中——改骨龄，改户口本，改出生证，手把手地教孩子说假话，报假年龄。

这种风气，也是许多年后，中国足坛假赌黑猖獗的根本原因。中国足球的乱象不仅仅体现在毁掉了一批好苗子，失去了足球的群众基础。而是更直接造成了后来中国足球在社会舆论中的彻底污名化。俗称是被“搞臭了”。

今天，像脱口秀主持人黄西这样直接拿国足开涮的例子并不少见：

张路在2010年的文章《关于提高中国足球运动水平的几点建议》中却倒也提到了这个事情：

建议减少对国家队的投入，但维持其存在，做一个过渡和传承。因为足球的发展有延续性，没有过渡和传承是不行的。

但首先，张路肯定了国家队的意义。国家队的存在有政治和民族意义，比如说在去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中，偶尔赢一次韩国，也能极大的振奋民族信心，而国家队带来的足球热度，能够促使政府和商业机构更加关注足球，是为其商业体育意义中的溢出效应。

其次，在张路的建议之中，对于如何普及足球，尤其是在青少年中普及足球，有具体而可执行的建议。比如说对于学校开展足球运动的考核标准，应该从输送了多少高水平的运动员，变为在校内开展的比赛场次，参与足球活动的人数等等。而体育系统对青少年足球的投资，应该把钱发到发到校长和老师手里——只有他们有积极性，足球才能真的搞上去。

此外，还有开办足球学校和青训梯队等问题的具体建议，有兴趣可以找原文来看一看，很有启发。

张路以及许多足球同行的建议，最终得到了高层的重视。2014年底，国务院召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会议，明确由教育部正式牵头负责校园足球工作。

根据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介绍，那之后三年间，登记在册的2万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中，实际在校生有1200万人。其中，60%以上的在校学生都至少一年参加过1次足球竞赛活动。工作开展得好的地区，这一比例能达到80%。

教足球的人也在增多。国家及校园足球教师培训达到2万多人，教练员培训达到5000多人，省市级校园足球管理人员和教师培训达到了20万人。从全国来看，过去3年还新增了5万片足球场。

在校园足球上，中央财政经费累计投入6.48亿元，带动各省区投入近200亿元。

而中国足球的普及工作，也得到了习的高度关注。2017年6月14日，在会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时，习表示：

“中国现代足球普及程度和竞技水平与足球强国相比差距还很大。”

“足球运动的真谛不仅在于竞技，更在于增强人民体质，培养人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顽强拼搏的精神。”

张路对这两句话的解读是：注意“普及程度”在前，“竞技水平”在后。这样排列是有深意的，说明普及程度是因，竞技水平是果，先抓普及，才谈得到竞技水平的提高。在这里，习特别强调的是足球运动对提高人民体质和全面素质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注重的是足球的教育功能，而把竞技放在了次要的位置。

想必这一刻，张路指导是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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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说完这届俄罗斯世界杯之后，当年在工体之下，与张路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李元魁指导就将从解说台收山，回家颐养天年。而张路本人，也已经年近古稀，离退休不远了。

他们这一代足球人，有过贡献，也犯了错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给后来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自省和学习之中，初步找到了中国足球的发展规律，提出了科学的发展建议，让广大球迷看到了一点点曙光。

当然，这点曙光犹如风中之烛，依然有非得拧着规律来的“外行人”在出馊主意，比如近期就有“国足踢中超”的建言，其相关建议者扬言：“既然你们内行不行，不如让我们外行来试试。”

作为一个毫无疑问的内行，张路之所以得到了广大球迷的喜爱，是因为他确实懂球，也因为他确实爱足球。以他的资历背景，断然不需要在这个年纪还奔波于各个网站和电视台的解说席。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自己确实喜欢聊球，并希望用聊球带来的影响力，为中国足球尽一点绵薄之力。

张路对2002年世界杯决赛记忆深刻，那是他第一次世界杯决赛直播，在现场转播席远远看去，放在奖杯台上的大力神杯一点也不起眼，但镜头近景仰拍中它光芒四射，伟岸无比。

赛后，卸去了巨大的工作压力，他在位于横滨的酒店附近，找了一个小餐馆，吃了一碗拉面。意犹未尽。看见饺子嘴馋，但5个小小的饺子要人民币35元，实在太贵，思想斗争了半天，还是禁不住诱惑买了。很觉得对不起远在国内的夫人。

当时还不那么有钱中国和中国人，在张路那一代足球人充满遗憾的努力下，尚且杀进了世界杯。此去已近20年，他们都老去了，提到中国足球，张路们无愧于心，却依然如鲠在喉。

中国足球还会好吗？——这个问题，已经不应该由他们回答了。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