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将往何处去

2018年9月18日，一名与会者在第十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体验虚拟现实技术。新华社发

当今世界面临诸多挑战，经济领域增长乏力、驱动不足；政治安全领域风险难料，网络犯罪、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萌生，气变治理等全球事务难以聚各国之力推进落实……特别是近期随着保护主义思潮泛滥，贸易壁垒涌现，贸易战阴霾笼罩，经济全球化进程受挫。世界秩序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陷入混乱，以往人们逐渐适应的“地球村”——被全球化链接起来、基于多边秩序有效运行且整体福利得以有效提高的全球治理架构，一时间陷入焦躁、不安乃至恐慌之中。

全球化之所以面临一个调适甚至重置的历史关口具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基于不同的博弈者特性和利益攸关度，世界各国对全球化的利益、认知和决策偏好各有不同。对全球化有着不同诉求的各行为体彼此博弈，描绘出当下全球化的现实图景。

在新的“全球化4.0版本”形成之前，世界形势将持续充满不确定性，发生波动的潜在风险较大。因此，借助达沃斯论坛等全球治理平台，聚集各国、各领域代表积极商讨如何有效预判形势、管控风险、凝聚共识、合作治理，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客观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帷幕正在拉开，它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将是塑造“全球化4.0版本”的重要因素。历史上每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都给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格局带来深远影响。

首先，就世界经济格局而言，每次工业革命之后，世界经济都迎来了长周期的高速发展；随着该次工业革命带来技术进步的驱动力逐步减缓，新的工业革命又未曾到来，世界经济的增速将呈现放缓态势并“企盼”下一轮工业革命带来新的增长动力。以往三次工业革命分别带来了机械化生产、电力大生产和电子信息技术自动化生产，都极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财富增长。而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会延续前三次工业革命对技术飞跃和经济社会进步的拉动效应，还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以往几次工业革命都难以预想的速度、规模和深远程度的变化。这些变化将驱动整个生产方式、交易方式、管理方式乃至全球经济治理方式发生系统性转变。

其次，就国际政治格局而言，大国之间的博弈形式、博弈内容和博弈结果都将受到影响。从世界历史角度看，技术进步曾多次带来大国权力的转移。国家强弱的决定因素是随历史发展而逐渐演变的。每一个历史阶段上率先掌握新技术，并将其转化为生产性因素的国家将获得大国博弈的胜利。例如，在远古时代，谁率先发明了铁质武器，谁的铠甲坚硬、骑兵发达就会带来军事技术优势。在当代，各个国家也正力争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高地”。欧美发达国家相继出台了诸多新兴产业的中长期战略规划，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都充分认识到抓住时代脉搏，紧跟潮流大势的重要性，积极促进新兴产业的长远发展。因此，每次工业革命的发生都牵动着国际秩序的变迁，第四次工业革命再次将世界置于深刻变动之中。已有的全球治理架构必须适应这种变动，才可能持续有效地发挥作用，协调和规范各国行为，管理和维护世界秩序。

主观上，世界各大经济体正在开始重新认识全球化。它们彼此互动博弈，试图调试一个全新版本的全球化，更好地服务于自身利益并协调彼此利益。以往作为经济全球化主要倡导者的发达经济体一反常态，开始质疑乃至要求重置当下的经济全球化格局，其中以美国的民粹主义思潮、经济保守主义和接连退出全球多边组织的举措最为明显。美国之所以质疑全球化，主要原因是看到其他国家得益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收益与日俱增，而美国自身并未准备好如何与相对实力不断上升的其他国家打交道——随着这种认知失调不断加剧，加之美国比较优势的相对下降，它开始将问题归咎于全球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受益者，同时也是多边国际规则的重要遵守者、支持者和倡议者。它们也亟须对变动的局势作出研判，在这个全球化的重塑期内，不仅要及时进行自我调适、适应新趋势，也要积极参与到“全球化4.0版本”的塑造当中，一方面，在规则初创阶段避免自身利益受损；另一方面，也为世界的发展、繁荣和稳定献计献策，贡献力量。

作为不同的利益攸关方，每个国家心目中都会有不同的全球化新版本，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共同的愿景，一个具有包容性而非排他性的“全球化4.0版本”，如此才能集全球之力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风险、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气候变化等对社会经济发展乃至人类生存可能造成严重威胁的系统性全球问题。

当下，单边主义已经成为全球治理架构稳定有效的第一大威胁，战略互信的缺失让大国外交关系变得尤为脆弱，难以管控冲突，更不用说合作参与全球治理了。此外，全球治理架构的“碎片化”明显，治理赤字具有进一步攀升的态势，主要表现为多边主义示弱、诸边主义兴起、保护主义思潮泛滥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国退出国际多边组织等。

综上，既成的全球治理架构面临严峻的挑战，但零和的博弈思维并无益于各国利益的维护，只有凝聚共识、合作治理才能管控风险，有效地应对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

例如，在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领域内，虽有竞争利益，但潜在的共同利益必然更大。有些国家擅长于基础研发，有些国家更擅长将技术进步市场化，有些国家则有新技术产品有待投放的大市场。只有各国发挥自身优势禀赋、取长补短、互通有无，才有利于人类共同福利的整体提高。相反，零和的竞争思维，刻意切割价值链和世界市场的“逆全球化”行为，并不符合经济的基本规律。

“合则立，分则败”。如果没有全球合作治理，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不足，治理赤字将会持续增大。世界甚至可能陷入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金德尔伯格陷阱”：没有世界领导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没有人愿意为维持世界经济秩序支付治理成本，最终结果是治理赤字激化了潜在矛盾，造成世界经济衰退、全球失序乃至爆发世界大战。

从长期看，全球化必将在经历调试期后回归于秩序、规则、平和，但这个回归可以是平缓的，也可以是经历血淋淋的历史教训才能实现的。两种路径何去何从将取决于各国能否放下成见，求同存异，谋求全球合作治理。

在当下的世界，我们需要又能够塑造什么样的全球治理架构，进而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挑战呢？回答这个问题将是各国代表、各行业精英和专家们齐聚此次达沃斯经济论坛的重要使命之一。

《光明日报》（ 2019年01月20日 07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