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小确幸几乎成为日剧职场女性的常态

《东京女子图鉴》截图

透过《我们无法成为野兽》和《东京女子图鉴》的故事，剧里的职场女性虽然感慨繁重的工作负担，却也珍惜职场工作带来的奋斗体验。《东京女子图鉴》就借女上司之口感慨日本女性工作的得来不易：“1985年日本制定了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不知道这部法律的女性我都不雇用，在那之前女性从事的都是倒茶、影印等打杂工作，只有男人一直晋升，女人受男人们的颐指气使……说什么比起升职更想结婚，一到下班时间就冲出公司跑去联谊，你根本不知道，我们这一代受了多少苦才换来男女平等的。”

然而，这位女上司口中的男女平等只是一面之词，日本社会的女性尽管争取到男女雇用机会均等的权利，但在职场仍遭遇着性别偏见和歧视的困扰，日剧《女子的生活》就通过一个跨性别者的遭遇来反映女性遭受的偏见和歧视。在《东京女子图鉴》中，这种偏见和歧视也没有消除，职场中的“男性凝视”处处可见，女性常常被视作欲望的客体和消费的对象，敢于睡上司的女人事业通畅，埋头苦干仍可能籍籍无名。职场女性何尝不知道这些问题，但在个体原子化的社会，她们已经无法通过整体的力量来进一步推动平等，而那些超越性别问题的阶层障碍，更是如同高山，无法被撼动。《东京女子图鉴》《我们无法成为野兽》《Legal High》乃至男性向的《半泽直树》等剧都折射阶层问题，这不是偶然。

“小确幸”的背后是弥漫于人群中的巨大失落

“小确幸”情绪不只运用在“事业剧”中，在日本其他剧类也处处可见，比如下饭剧《深夜食堂》，还有反映“另一种人生”的《四重奏》，即便是立意更加深远、通过克隆人表现身份危机的日剧《别让我走》，书写的也不是克隆人对命运的反抗，而是他们如何妥协于现实，在“小确幸”中接受命运的安排。《别让我走》里的克隆人说：“这天，我明白了，我们是不能改变世界的。但是，若能相拥，这个世上除了你我之外的人就会消失。”这种诉诸两性关系的温暖，借以遗忘外部世界痛苦的姿态，就是一种“小确幸”。

为什么在当下，“小确幸”几乎统合了日剧职场女性的追求？除了社会体制固化，日本工薪阶层与消费的暧昧也是一个原因。日剧职场女性追求消费维持的体面，她们希望独立也希望保持方方面面的精致，这让她们不得不维持可观的消费支出。职场女性受困于崇尚男性、秩序森严、下层遭受盘剥、消费主义笼罩的工作环境，但也依附在这样的环境里。她们需要收入，只有打好物质基础才会有有限的独立，大部分女性不是自由职业者，离开传统的工作体制，她们除了回归家庭就无路可走。

《我不是结不了婚，只是不想》剧照

而回归家庭，成为一个老老实实的家庭主妇未必是一个普适的选择。女性放弃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会让自己在家庭问题上更被动，在遇到变故时更加无力，乃至成为婚姻生活的傀儡。多部日剧折射了日本社会女性的这种复杂心态，比如《昼颜》《我的恐怖妻子》《我不是结不了婚，只是不想》等，在日本，家庭主妇的日子并不好过，她们清晨要给丈夫、孩子、公公和婆婆准备早餐，白天收拾家务，晚上做好晚饭，如果自己不做饭，只是从市面上买熟食回来，还可能会被丈夫责怪。这些被要求逆来顺受的“贤妻良母”们， 即使受到精神上的冷暴力，也只能默默承受，甚至因此与社会脱节。

越来越多日本女性不堪于此，选择离婚。《当今日本社会离婚现象透视》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离婚率节节攀升，1999年升至2%以上，2002年的离婚件数更是1960年的四倍多，达到289836件。可日本的结婚数量却在逐年减少，1975年还是941628件，2005年只有720417件。而且，当今日本的离婚申请有七成左右是女方提出。

所以，职场女性宁愿继续疲惫，把职场作为战场去打拼，下班回家了，再用“小确幸”安慰自己。“小确幸”的背后是弥漫于人群中的巨大失落。从上世纪金融危机以来，日本社会的整体奋斗情绪就步入低谷，尽管维持着繁荣的发达资本主义景象，但相当一部分年轻人陷入消沉中。不相信努力可以改变命运，不再有战后一代的满满热情，经历过幻灭的新青年沉沦于漫画、影像、游戏乃至色情业的虚假关怀和精神慰藉，以一种自嘲的姿态应对疲软生活。近年来日本的一系列热词，比如穷忙族、空巢青年、佛系青年、低欲望社会等，都在反映这种失落。

严格来说，日本社会陷入到一个价值停滞阶段，文化机器给不出感染青年人奋斗的新方案，于是只能用“小确幸”涂抹伤口。值得留心的是，近年来中国似乎也有这种趋势，能在中国流行的文化概念，不约而同地在迎合这种消极潮流，日本社会与中国社会在价值失落上的“异同”，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