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博App：作家韩少功-有些东西你30年前是看不清的

1981年，大学期间，韩少功（后排右一）与其他同学所组成的“麓山十二贤”合影。

乡贤

虚构的《修改过程》中，网络小说写作者是中文系主任肖鹏，他记忆力消退之后，决定辞去系主任职务，将自己关在一个套间中写小说。真实世界里，韩少功从未在中文系做过系主任，也没有将自己关进套间埋头写作，在写作者的身份之外，他有着更广阔的生活。如今，他每年有一半时间生活在海南，一半时间生活在汨罗八景乡。

早在30多年前，韩少功便有下乡生活的想法。他和妻子梁预立是在他知青生涯中相识的。1985年，妻子在他的《诱惑》一书的跋中说，“我们悄悄约定一件事，请允许我暂时不说，我们期盼那一天早日到来。”后来，梁预立说，她提到的那件事，便是去乡下生活。只是，真的实现它，又过了很多年。那年年中，韩少功活跃在文坛，以“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被充分认可。

1998年，韩少功的女儿读大学，不再需要他和妻子操心。城市的生活，也让他越来越觉得疲倦，那时他在海南任作协主席、文联副主席、《天涯》杂志社社长等多个职务，“会议、应酬、还有审读，要占掉我一大半的时间。”韩少功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他们夫妻二人决定实现搁置多年的心愿。两人先去海南的乡下考察，但因为不懂方言，与农民沟通不便，最终放弃了。他们又走遍老家长沙周边200公里的村庄，还去了湘西等地，兜兜转转，最终选择在汨罗八景乡，一个有山有水的库区。

韩少功以2000元一亩的价格，买下一片凸进水库湖区的荒地，委托给施工队盖房。他告诉施工队，盖成与农民同样的样式，砖墙、瓦顶、木头门窗。房子建成之后，他去八景乡，却发现农民的房子都是铝合金门窗，墙上贴着瓷砖，他自己的房子反而显得“土”。

2000年，韩少功辞去《天涯》杂志社社长的职务，与办好内退手续的妻子以及一只叫做三毛的长毛狗，一起迁入汨罗市八景乡。

在这里，韩少功生活中的有些方面，比农民还要农民。屋里的家具，是用梓木打的，连树皮都没有刨去。他种地不用化肥和农药，而是去学校公共厕所的粪池挑粪施肥。蔬菜长虫了，他戴上老花镜，用手捉虫子。

但他并未隔绝与外界的交流。他有一辆捷达车，可以随时进城。他的住所安装有宽带、传真机，可以远程处理工作。只不过，有时工作会被在城里不会遇到的意外打断：一次打雷，他家的五件电器全部烧坏。

韩少功并没有把自己去往乡下的生活做出文学化甚至诗意化的解读，他觉得自己的选择就是求清净。

乡下住久了，韩少功渐渐融入当地的生活。农闲的日子，他会在八景乡四处转，有时走进一户人家聊上一个上午或下午，然后抓起筷子，吃完饭再走人。农民逢喜事设宴，喜欢请他。乡村才子写古体诗词，也会找他斟酌。

他也逐渐介入当地的公共事务：他给村干部讲课，教他们讲正气、守规矩和与村民沟通的技巧；在儿童节去附近的小学，给孩子们讲怎么写作文；附近学校交学费那天，让妻子守在收费处，资助交不起学费的孩子；利用自己的资源，给周围的村庄牵线搭桥，引入政府和社会资金建桥、修路。

和韩少功一起成名于1980年代的一些作家，有的也像他一样选择了去往乡下，先锋作家中的洪峰、马原就是例子，只不过，他们对当地生活的介入，没有韩少功多，与村民的关系，也没有这样亲近。

韩少功从城市刚回到乡村时，村民也是议论纷纷，很不理解。如今，村民早已将韩少功当作自己人，叫他“韩爹”。甚至一位村民还为他考虑起后事，要给他选一块墓地，地点在山坡还是平地，都为他考虑周详。这让他哭笑不得。

即便去往乡村之初，韩少功也没有任何生活以外的目的，但一点点融入其中，渐渐有了记录的想法，在汨罗八景乡住到第七年，他写下长篇随笔《山南水北》，把在这里的一切生活经验都纳入其中。

1988年，移居海南的韩少功。

不止于寻根

很多人见到韩少功如今生活在汨罗市八景乡，以为他出生于乡村。事实上，韩少功出生在长沙市，直到在1968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才第一次去往乡村生活。

他插队的地方在汨罗天井茶场，距离如今生活的八景乡只有20公里。那时，他的生活，远没有现在自在，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回到茅舍，连抽7支烟都缓不过来，坐下来能立即睡着。

那时，他与村民的相处也并非都愉快。他办农民夜校，给村民讲巴黎公社，劝说村民斗走资派，村民却只对识字和治鸡瘟有兴趣，在他贴出一张抨击茶场领导多吃多占的大字报之后，被村民举报，遭到隔离审查。

但这6年的知青生活经验，成为韩少功日后写作中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无论是他在“文革”后期创作作品，还是他在1977年进入大学之后，发表于《人民文学》早期代表作《月兰》，几乎都是乡村题材。

1980年代，韩少功积极回应着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色彩，参与了很多活动，但他也渐渐看到那些热情运动中的人性暗面，他渐渐感到某种程度的幻灭，开始从那些实际的行为中抽身回到文学，1985年，韩少功提出了“寻根”的概念。彼时，一系列文学运动渐次展开，文学圈进入了最热闹的时刻，先锋派、现代派、新写实主义几乎同时登场，而相较于那些学习西方技法的同辈作家，韩少功更像是大踏步地“撤退”，但这种撤退有着更深的文学自觉，他所说的寻根，并非只是退回传统，而是一边扎进中国传统，比如楚文化，另一边扎进异域文化，将它们彼此碰撞、融合，重新阐释传统。

这一年，他想起在知青期间见到的一位只会说“爸爸爸”和“×妈妈”两句话的小孩，以及“文革”中的湖南道县惨案，创作了日后声名大噪的《爸爸爸》。理论家刘再复高度评价说，“《爸爸爸》延续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主人公）丙崽的思维病态，是一种文化上原始愚昧。”

在文学世界中向“根”跋涉的同时，韩少功也开始学英语。他陆续翻译了毛姆、卡佛等人的作品。不久，他又与二姐韩刚，合译了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有一个情节：托马斯与特蕾莎驱车到一个熟悉的小镇，但是，小镇的街道、旅馆、疗养院等公共场所的名称，在苏联入侵捷克之后，几乎全部俄国化。两人面对物质上熟悉的小镇，却感到巨大的陌生感，以至于无法在小镇过夜。

这本书里的“误解小词曲”一章似乎也启发了韩少功。从这之后，他找到了编织故事情节以外更多的方法，比如以方言、俚语为突破口，试图揭示语言表层下深藏的集体无意识和长期积淀的民族心理结构。多年之后，他创作的《马桥词典》《暗示》，便是这种影响的产物。

近几年，他开始回忆自己知青、大学所处的时代，写下《日夜书》和近日出版的《修改过程》。这两本书，讲述的都是一群人在中国飞速发展的这些年命运的变化。

他对这种命运的变化的理解，与他写作之外的现实经验分不开。1981年大学毕业之后，他除了写作和回到汨罗生活，还曾在一些地方政府挂职，在海南办杂志，在作协、文联任要职，这些经历，让他切身体会中国数十年间的飞速变迁，有机会观察时代变迁中的人们。

韩少功60岁之前的写作，从未像近年这样，连续用长篇小说的体量，审视、解剖自己早年所经历的时代。他曾这样解释，“有些东西你30年前是看不清的，人生要落幕的时候，整个历史要完结的时候，有些东西到了可以总结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