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博：2018：世界大变革加剧中的危与机

参考消息网12月24日报道（文/詹得雄）

这个世界怎么了？

2018年过得很不安定，虽然叙利亚战争在沉寂下去，但令人不解和担心的事情还是接连不断。人们普遍觉得，这个世界变得陌生了，有点类似于“礼崩乐坏”的感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个人的风格令世界惊诧。这说明世界大变革在加剧，迫使人们思考和行动。

《日本时报》9月22日刊登专栏作家特德·拉尔的文章说：“特朗普并不是美国危机的根源。他是早就存在的疾病的一个症状。这一点很重要。”

尽管西方舆论称他是“黑马”、“不明飞行物”，但特朗普上台绝非偶然。英国《金融时报》网站7月17日发表了该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题为《我们如何因贪婪与怨愤而丢掉了美国》的文章。他写道：“特朗普为什么会掌权？答案是美国可能无法消除的政治失败。特朗普掌权在一定程度上是意外，但不仅仅是意外。中国的崛起和全球化出人意料的冲击严重影响了美国对自身及其全球作用的看法。一种从左至右蔓延的焦虑取代了冷战后‘单极时刻’的狂喜情绪。”

西方政界和学界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瓦解后，按说头号敌人垮了，“历史终结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据说被证明是“终极真理”了，西方应该是永久的“人间天堂”了啊。可是，为什么日子越过越糟呢？9·11恐怖袭击、反恐战争、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西方措手不及。老百姓的感受与精英们口头上的洋洋自得反差太大。

对政客来说，民众的不满和愤怒就是他们的政治资源，但他们真有灵丹妙药吗？美国报刊说特朗普追求的只是“短期财务回报”，并没有长远的治本之策。现在美国也好，西方也好，弥漫的是一股愤怒情绪，反映在政治上就形成了“战略焦虑”。正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所说：“愤怒很容易，但制定战略则很难。”

与此同时，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10月11日题为《千禧一代如何拥抱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文章说：“盖洛普公司今年的一项民调显示，当今美国年轻人的看法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之年）以来发生了转变，对社会主义比对资本主义更有好感。”

明白了以上这个大背景，那么我们对这一年来随意任性的特朗普的建墙、退群、贸易战和时而让人失望、时而又给人希望的种种言行，就不会迷惑不解了。资本主义正在被迫变革自救，新兴国家也在艰难探索，人类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必须自信、冷静、谨慎地走过去，既要当心狂人的野蛮，也要防止自己的急躁。

由于美国国会未能就临时拨款法案达成一致，部分联邦政府机构从美东部时间12月22日零时起“停摆”。图为22日在美国华盛顿一处政府大楼外拍摄的“关门”告示。(法新社)

雷曼危机十年后的疑问

2008年9月15日，有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说倒就倒，从而引发了金融和经济危机，至今整整十年了。有人说那场危机已经过去了，有人说其实并没有过去，而且说不定一场新的危机正在迫近。

人们在反思这场危机时，首先会面对一个严肃的问题：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救银行，说它们“大到不能倒”，而对那些还不起房贷而被赶出住房的人为什么不救？人们问：为什么不把即将破产的银行国有化，同时让老百姓暂缓还贷？没有人出来回答这个问题。人们看到的是当年摇摇欲坠的银行很快又站住了脚跟，高管们拿到的巨额奖金比危机前还多。老百姓觉得很不对头，所以才引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9月14日题为《金融危机十年祭》的文章说：“千百万的人丢了工作和房产，十年后，虽然经济增长已经恢复，但是人们才开始觉察到金融危机带来的深层次后果。这些后果包括，危机引发了对自由民主制度、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的反弹。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不仅会破坏各国在防范金融危机方面取得的进展，还威胁到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这是在十年前几乎无人预见到的。”确实，如果要找一找当前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的源头，都可以从资本主义的金融化中找到答案。

今年美国领导人发表了两个引人注目的讲话。一个是特朗普9月25日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另一个是副总统迈克·彭斯10月4日在哈得孙研究所的讲话。特朗普说：“美国要由美国人治理。我们拒绝全球主义意识形态，我们拥抱爱国主义思想。”

不知特朗普有没有想到：他讲话站的讲台，正是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等人鉴于两次世界大战惨痛的教训而苦心设计出来的世界组织，《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第一句话即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这个理念还可上溯到一战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特朗普挂在嘴边的“美国优先”，说说也无妨，但说的时候，是否想到别的国家也会以本国为优先呢？大家都要优先，是否需要一个像联合国这样的组织来讨论和协调呢？

彭斯10月4日的讲话是冲着中国来的，有人形容它是“新冷战宣言”，实在不值得一驳。他假设了一个可怕的敌人，还说这个“敌人”是由于他们的仁慈而养大的。中国的发展一是靠美国的好心；二是靠偷美国的技术。不知彭斯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高速发展，而其他很多国家，尤其是那些几乎全盘西化的国家发展不尽如人意、甚至很差呢？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6月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承认：“坦率地说，今天有一些最成功的经济体还没有接受我们的模式，但我有自信它们会接受的。”这话的意思很清楚：我是主流，你们都得跟我来。他说此话的当口，正是美联储加息的时候。为了救大银行，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达到了天文数字，很多国家借了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债务，经济一时生机勃勃。现在利率上调，还债成本上升，美元回流美国，造成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这就是所谓周期性的“剪羊毛”。美国模式是福是祸，各国都心知肚明。

一战结束百年的警示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11月11日，70位世界各国领导人冒雨在巴黎凯旋门前集会，举行了庄严的典礼。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争中，至少约1000万名军人阵亡，平民的牺牲难以计数，这是人类当时在欢呼现代文明和长久和平的时候似乎突然发生的浩劫。

法国姑娘丹妮丝·布莱在这一天写给在前线的未婚夫皮埃尔·福特的信中说：“……我高兴得痛哭流涕。”据回忆录说，当一战开始的时候，欧洲各国洋溢着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情绪，热血沸腾的出征青年以为是去度一个短暂的假日，街头的人们向他们投掷鲜花。他们哪里想到迎接他们的是现代科学刚刚发明的机关枪和毒气弹？作家伤心地写道：“欧洲断送了整整一代年轻人……”

今年西方的纪念报道，似乎有意回避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场战争为什么会爆发？巴黎蒙田研究所高级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11月23日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发表文章说：“欧洲领导人的漫不经心、极度自满和极端固执，导致他们的国家在20世纪遭受了两场毁灭性的战争。随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再度在西方兴盛，爆发另一场大规模冲突的风险正在迅速增加。”

莫伊西提醒大家当心眼前的危险，是很敏锐的。主导这次纪念活动的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凯旋门前说：“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截然相反。民族主义是对爱国主义的背叛。如果说‘我们的利益至上，不管他人会发生什么’，那是在抹杀一个国家能够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抹杀一个国家得以存在、变得伟大和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它的道德价值。”

马克龙话音刚落，西方媒体马上窃笑，你是在说谁呢？那位口口声声自己的国家优先的人听了会高兴吗？特朗普随后缺席了巴黎“世界和平论坛”。

当前，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方其他国家，弥漫着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英国巴斯大学比较政治学荣休教授罗杰·伊特韦尔在电子邮件中指出：导致世界大战爆发的民族主义趋势与当今世界的民族主义浪潮没有什么区别，都可称之为“民族民粹主义”或“右翼民族主义”。就在他写这个电子邮件的前几天，特朗普明确地说：“我是个民族主义者。”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11月9日发表题为《美国似曾相识的一战场景》的文章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催生了克服美国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冲动的努力——实际上是依照美国的模样从根本上重塑世界，以免世界大战再次发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宣布了一个与威尔逊总统的设想具有相同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概念……”联合国就此诞生，如果他们的后任另有想法，自当三思而后行。

辩证看待乱象和危局

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当今世界大变革中的乱象和危局，世界并非一团漆黑。全球大部分地区是和平的，贫困人口正在大幅减少，中产阶层也在快速扩大，恐怖主义造成的伤亡远比交通事故要少。更重要的是，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正在蓄积让生产力爆发的能量，而生产力的大发展将是社会变革的根本条件。物质的极大丰富有利于公正与善良的理念深入人心。正确应对乱象和危局有可能带来好的结果。

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网站10月3日发表副所长茜尔维·马特利题为《美中贸易战会有哪些后果？》的文章说：“人类都面临着两个重大挑战：不平等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我们在贸易战的背景下能够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认识并纳入这两大挑战，从而提供一种方案最终保证人类的继续生存。”

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的棘手问题，不要怪到中国头上。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9日刊登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题为《美中关系危机》的文章讲了公道话：“美国必须整顿本国秩序。美国的医保危机、日益老化的基础设施、质量很差的公立学校、急剧增加的债务和捉襟见肘的移民政策并不是中国造成的。”他还说：“世界要想应对下一次金融危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进展，改革世贸组织，并制定网络空间规则，中美合作必不可少。”

尽管美国有人发出“新冷战”的喧嚣，但理性的声音也不少。提倡“软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主张中美“合作竞争”。哈佛大学教授达尼·罗德里克指出，“必须承认不同经济模式的好处，比如中国的经济模式”。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说中美关系只是需要定义一个新战略概念，他提到有人曾提出的“安全多样的世界”。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5月提出一份题为《中国与国际秩序》的研究报告，开头就说：“今后，中国要么干脆加入美国领导的秩序，要么会成为非常积极的修正主义者。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这两种极端情况的中间局面。中国既不会成为全球秩序的朋友，也不会成为它的敌人，美国将不得不管控由此产生的复杂问题。”

年届岁末，由美方制片人蒙代尔、著名导演柯文思拍摄的有利中美两国人民互相了解的纪录片《善良的天使》上映，片末一位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得颇满意的美国人说，“我有一个美国梦，但是由‘中国造’（made in China）”，赢得了一片掌声。这掌声给太平洋两岸和世界的人们带来希望。（作者为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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