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房产，向来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共荣共衰，枝附叶连。民国时期沪上银行摩肩接踵跻身房地产开发，财源广进，蒸蒸日上，发展势头迅猛，1930年上海房地产成交额逾9000万两白银，次年又翻了一番，达到这一时期的巅峰状态。
正当上海的银行房地产如火如荼发展之时，1932年发生的“一·二八”事变，成为笼罩在申城经济上空的阴霾，久久挥之难去。数年后美国签署《白银收购法案》，使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次凤凰涅槃，却让长期实行银本位制度的中国遭遇了经济阻滞、金融恐慌的威胁。受此影响，上海滩爆发金融风潮，大量华资银行、钱庄倒闭，继续营业的银行也大多收紧银根、停止抵押，很多地产商因资金中断而未能撑过这年冬天。民间戏说，当年年关结账时，上海八个房地产大亨相继离沪避债，谓之“八仙过海”。
待到1937年“八一三”战火点燃，上海房地产市场就再也没有喘息恢复的机会了。其中的典型案例，当推大陆银行投资建造的大陆商场（今东海大楼）。
银行家谈荔孙所办的大陆银行，在上世纪20年代一直做得风生水起，但30年代后却祸不单行，接连受挫，其诱因正是房地产投资。有一个时期，大陆银行各项存款与日俱增，储蓄存款和信托存款高达1000万元，谈荔孙处心积虑，为这些资金寻找出路。最初的决策还相对稳健，其房地产投资集中在虹口一带，譬如为人所熟知的山阴路大陆新村（鲁迅等文化名人曾居住地）、四川路德邻公寓等。在南京路开建的大型项目——大陆商场的拍板上，谈荔孙虽同意该计划，但以“事重款巨，设有纠纷迁延，何堪设想”，提醒同僚审慎行事。其时，大陆银行相中犹太“地皮大王”哈同手头的南京东路9亩土地，年租金白银20万两，租期32年。按照测算，在此建楼约需白银45万两，商厦建成后每年房租收入约30万两，除去地块租金等费用，年均净利大抵6万两，年利润可达20%以上。“如意算盘”虽好，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大陆商场尚未竣工，时局骤变，“马拉松工程”停停建建，工期延误，劳命伤财。大楼勉强建成后，市面惨淡，门庭冷落，就算租金打折亦承租者寥寥，已经认租的商户纷纷退租，商场年年亏本，每年20万两白银租金成为大陆银行难以承受的一笔沉重负担。苦苦支撑到1937年，谈荔孙终于力不从心，只好向严峻的现实低头，将大陆商场大楼以“跳楼价”卖给哈同洋行，宣告这次房地产投资行为败走麦城！
今人常常调侃：理想是胳膊，现实是大腿。精明过人的谈荔孙时时慎重，处处留神，多次在金融风险面前化险为夷，全身而退，但最终却被房地产投资一记闷棍打趴，总损失约在百万元之巨，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八一三”事变更令沪上银行房地产结结实实遭遇了“滑铁卢”。三个月后上海失守，虽然此前一些银行的大量资产和人员已经悄然向内地转移，但留驻在黄浦江畔的房地产，除了建在租界内的尚能苟全性命，其余的则不幸成为日军“砧板上的鱼肉”，一部分毁于炮火肆虐，一部分被日军没收或征用，败兵折将，损失惨重。没多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驻军迅速进驻租界，租界里的中外资银行及其房产被日军鸠占鹊巢，据为己有。从此，“孤岛”名存实亡，曾经如日中天的申城银行房地产每况愈下，日薄西山。
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日军侵占的银行房地产终于物归原主，让人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国民政府急于发动内战，实行金融统制，银行的实力与地位江河日下，同时通货膨胀政策的出笼，使得国家经济风声鹤唳，民不聊生。虽然上海的人口持续流入，房产“刚需”依然突出，但银行业的经营状况和赢利水平已今非昔比，银行房地产赖以发展的政治经济生态环境犹如四面楚歌，除了尚能在存量房产里面翻云覆雨，搞些投机以外，再要以巨额资金投入房市，大动干戈建造新楼，银行家们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黄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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