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经》杂志
记者 谢丽容 周源 王丽娜 金焱 郝洲 蔡婷贻丨文
马克丨编辑
华为公司CFO孟晚舟1993年大学毕业进入华为工作，最开始只做总机转接和文件打印工作。她的父亲任正非是华为公司创始人，这家公司如今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公司，也是全球最重要的科技公司之一。
和她的父亲一样，兼具公司CFO和创始人之女双重身份的孟晚舟，25年来很少代表华为走向前台。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在加拿大转机时，被加拿大当局拘押，引发了一场全球性风波。
直到12月5日通过加拿大《环球邮报》公开报道，外界才获知孟晚舟被加拿大当局拘押，此后事件迅速发酵。加拿大外交部12月10日发表声明称，拘押当天通报了中方使领馆。但中方表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得到加拿大政府的通报。
加拿大政府解释，孟晚舟被拘押的原因是由于违反美国对伊朗的贸易制裁法，加政府代表美政府对其人身自由进行了限制，之后她有可能被引渡至美国。
12月7日至11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就是否允许孟晚舟保释连续进行了三场听证会。在12月11日的最后一场听证会上，法院作出裁决，批准保释申请。
目前中美加三方各执一词，没有人可以完全解释清楚加拿大和美国政府因孟晚舟涉嫌违反美国对伊制裁法案而拘押她是否合理合法。事实上，在此前的类似案例中，没有一家公司的高管因此而被直接拘押。
12月18日，华为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胡厚崑在深圳华为总部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由于这是一个仍在持续进行处理中的事件，他无法回答有关孟晚舟的问题，但重申华为对其贸易合规充满信心，安全记录非常良好，并且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司法系统会给出公正裁决。
无论在运营管理水平、技术能力还是全球化程度上，华为都是首屈一指的中国公司。2018年，这家公司的总营收将突破1000亿美元，是其长期对标的“老师”爱立信的近4倍，即使单独计算运营商业务，华为的规模也是爱立信的2倍左右。
2G时代，华为是一家无足轻重的公司；3G时代，华为仍然是一个追赶者；4G时代，华为实现了大发展，其B端C端两翼齐飞的业务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三星电子可以匹敌；即将到来的5G时代，华为准备充足、信心满满，认为自己已经赢得先发优势。截至目前，华为已经拿到了25个5G组网合同，安装了1万多个5G网络基站，高居行业榜首。
值此关键节点，华为迎来了多事之秋。2018年，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深化，美国政府多年来对华为的遏制达到高潮，不仅以安全威胁为由阻止华为进入美国市场，还号召其盟友共同抵制华为，而鉴于种种原因，其遍布北美欧洲亚洲大洋洲的盟友也或多或少响应了美国的号召。
如果半个地球的市场都向华为关闭，这家公司的高歌猛进是否会戛然而止？
在中美贸易战进入焦灼状态的背景下，事件的结局，华为的未来已不再只是孟晚舟和华为的事情，太平洋两岸的商界人士均为此感到揪心，人心惶惶的气氛一度蔓延。
包括接近中国政府和美国司法系统的相关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均表示，希望将华为加拿大事件作为独立事件，与中美贸易谈判进行切割处理，不要因孟晚舟案而节外生枝。
一位中国大型互联网公司高层人士对《财经》记者说，对于正在谋求海外扩张的企业来说，现在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原来没有完全暴露的矛盾，这次全部出来了，大家都倾向乐观看待，但形势很有可能并不乐观。”
孟晚舟案的三个可能
三个可能的结果将把孟晚舟带到三个方向
华为公司董事会从2011年开始维持在17人。既包括业务线上的骨干，也包括职能平台中关键性的财务、人力和品牌负责人。这家公司此刻站在一个历史高点，也面临下一个关口。（华为官网）
“这是我的决定。”加拿大温哥华当地时间12月11日下午3点，孟晚舟第三次听证会上，法官最终做出了在12项有限条件下让孟晚舟保释的决定。此时，大厅里响起一片掌声。
孟晚舟的丈夫看起来松了一口气。她微笑着向他点头，眼里泛着泪光。
但这并不是结束，只是另一个开始。
现在的孟晚舟如同遁世的隐士，在加拿大家中接受监视。她的律师说，她本人已经想好了如何打发这段时光——去位于温哥华市内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从接下来的流程来看，孟晚舟似乎没有足够的时间做这件事情。
据美加引渡条约和加拿大《引渡法》，美国必须自孟晚舟被拘押之日起60天内提出引渡的请求，在收到请求后，加拿大司法部官员有30天时间来决定是否签发继续启动引渡程序的令文，然后依此安排引渡听证会。这个时间点与中美贸易谈判的90天要求有交叉。
第一种可能，美国最终并未提出对孟晚舟的引渡请求。如果是这个结果，她将重获自由。
根据加拿大1999年的《引渡法》和美国与加拿大的《引渡条约》解释，如果在临时逮捕后60天内，临时逮捕的申请国没有提交引渡申请和支持文件，被逮捕人将被释放。
第二种可能，美国方面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请求。这样双方将陷入旷日持久的引渡流程。
准备引渡申请和证明文件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美国向加拿大申请引渡，依据的法律主要是美加两国签署的《引渡条约》和加拿大的《引渡法》。
美国前联邦检察官、现担任美迈斯律师事务所律师程乐其（Ronald L. Cheng）向《财经》记者解释，美加《引渡条约》规定，引渡请求必须附有对被引渡者的描述、案件事实陈述、请求国法律文本、对罪行和相应刑罚的描述等。
他说，如果被引渡者尚未在请求国（美国）被定罪，请求国还必须附随提供请求国法官或其他司法官员发出的逮捕令，以及相关证据证明如果所涉行为发生在被请求国，根据被请求国法律，逮捕并判有罪也是合理的。请求国还要证明被引渡人就是逮捕令所针对的个人。
“美国肯定会充分利用期限，不会匆忙提出引渡请求。”中国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前官员、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表示。不过，他分析，从美国临时逮捕的请求书内容看，美国目前的准备距离提出能被加拿大认可的引渡请求尚有差距，“有一些难度”。
已经公开的资料表明，美国其实早就在准备对孟晚舟提出刑事指控，2018年8月22日，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名联邦法官签署逮捕孟晚舟的授权令。
在孟晚舟保释听证会上，美国方面的材料表明，在美国对伊朗制裁生效的情况下，华为通过名为星通（Skycom）的子公司与伊朗交易，但隐瞒了华为与星通的真实关系，美国的银行为华为的金融交易进行清算，无意间也与星通发生了业务往来。而孟晚舟曾亲自向银行做陈述，声明华为和星通在伊朗的运营遵循了美国的制裁禁令。因此，美国检方认为这些声明构成欺诈。
黄风的观点是，美国指控孟晚舟违反的禁令属于“第三方制裁”，即制裁的对象并非违反禁令的美国公民或美国企业，而是与美国企业有来往的第三方人员、组织。“从孟的临时逮捕请求材料可以看出，美国指控孟晚舟用以“欺诈”的金融机构设立于美国，因此美国法院具有属地管辖权。但该金融机构‘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美国的金融机构’，只是分支机构设在美国。”
孟晚舟和美国金融机构是否有连接是美国指控的重要依据之一。美国司法对外国居民所主张的特别管辖权被称为域外管辖或“长臂管辖”，因威胁他国主权，在国际上一直备受争议。
“域外管辖涉及多方面问题，核心是美国的域外管辖取决于所涉行为是否与美国有连接点。”程乐其说。但黄风研究认为，加拿大目前并不承认第三方制裁。
指控罪名和相应刑罚在引渡请求中也格外重要，首先要符合美加《引渡条约》“双重犯罪”的原则，即如果所涉行为发生在加拿大，根据加拿大的法律也应被判有罪，其次还要符合最低量刑标准。
根据美加《引渡条约》，准许引渡的前提是：被请求人所涉行为在两国所获刑期应超过一年。加拿大《引渡法》则规定，依据一般的引渡协定提供引渡时，引渡请求所针对的行为根据加拿大法律可判处两年监禁或更重的刑罚。而当依据“特定协定”提供引渡时,可引渡的犯罪的刑期标准则是五年监禁刑或者更重的刑罚。
目前，美国对孟晚舟的临时逮捕请求指控的罪名是欺诈，但在引渡请求中罪名可能会发生变化。
黄风分析，类似这种事件，美国会直接援引《出口管制法》，提出这方面的指控，但美国选择了欺诈罪这个罪名，说明美国还没有掌握充足的证据。构成欺诈罪的前提，一是包括被指控的当事人在内的人员获取了财产，二是存在受害人，“但现在受害人是谁并不明确，这个罪名也值得商榷”。
在期限内，美国也有可能会获取更多的证据，提出其他罪名的指控。黄风称，请求国通过临时逮捕搞突然袭击，目的之一是通过搜查当事人随身携带的电脑或电子存储设备，获取更多的证据。黄风曾处理过一些引渡案例，最终对当事人的指控证据来自临时逮捕后搜查的电脑里的证据。
因此，美国是否如期向加拿大提出引渡请求，“关键变量是美国司法部是不是掌握有足够的证据”，成美律所创始合伙人柳治平律师说。
引渡程序十分繁琐。加拿大司法部长在接到美国的引渡请求后，如果认为属于可引渡的犯罪，则签发一份“审理授权书”，授权总检察长代表请求方向主管法院提出签发拘押令的申请。
按照加拿大《引渡法》的规定，加拿大司法部长有权拒绝引渡请求，比如司法部长有权拒绝基于种族、宗教、政治性犯罪等原因的引渡请求。如果加拿大援引政治性犯罪的例外来拒绝美国的引渡请求，美国无法使用《引渡条约》让被引渡人在加拿大被指控。
如果引渡程序继续往下走，被请求引渡人将出现在引渡法庭上参与引渡听审。证据问题将再次成为关键。主管法官须针对“审理授权书”中列举的罪名，进行审查。
在证据标准上，加拿大《引渡法》的一个特点是坚持“表面证据”的标准。黄风介绍，这是英美法系的一个概念，即虽然还未经法庭审判，但要看起来犯罪成立，没有相反的证据能推翻，“它的特点是虽然并不能达到符合犯罪成立的充分条件，但是对证据的要求和审查也比较严格，这对提出引渡的请求国是一个相当高的要求”。
听审之后，主管法官如果认为符合引渡条件，将对被请求引渡人签发拘押令，对其收监等待移交，被请求引渡人则有权对拘押令提出上诉。如果走到这一步，意味着孟晚舟将再度失去自由。
法院的司法审查后，主管法官同意引渡的报告会转到司法部长手上，等待司法部长的行政审查和决定。司法部长决定引渡后，会签发移交令。而针对司法部长的决定，被请求引渡人同样可以提起上诉。需要强调的是，这套流程往往有可能耗时几年。
据加拿大《渥太华公民报》的报道信息显示，自从1999年新的引渡法生效后，加拿大平均每年引渡100人左右。截至2014年，加拿大收到大约1500份引渡申请，其中只有5份申请被拒绝。
也就是说，参考过去经验，就算流程繁琐，耗时较长，加拿大的引渡申请通过率还是很高的。
第三种可能，如果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那就将面临新的诉讼战。
“美国将适用其通常的刑事审判程序，包括提审、审前程序、庭审等。每一个环节，孟晚舟均有权利要求辩护律师在场。”程乐其说。
在此前的第二次听证会环节，代表美国方面的加拿大律师曾发言称，孟晚舟因2009年－2014年间的欺诈行为被美国方面刑事指控，每一项罪名都面临最高30年的刑期。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教授向《财经》记者指出，中美两国政府目前都想尽力避免加拿大事件对贸易谈判的影响，把它当作一个外交事件而非贸易纠纷中的一个筹码来处理。
但是，如果孟晚舟被引渡或定罪，仍将对中美关系造成巨大冲击，中国政府将在未来与美国的谈判中背负较大的国内舆论压力。
华为在劫难逃？
华为在美国市场上尝试多年，始终受困于“安全门”，今年，华为受限的范围，已经从美国蔓延到了日英法德澳等国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樊吉社对《财经》记者分析，从整个孟晚舟案的时间节点来看，与中美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的时间重合有一定的偶然性。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侦查机构对华为的调查自2010年就已经开始，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华为是否违反伊朗禁运条例。今年8月22日布鲁克林的一名联邦法官就签署了逮捕孟晚舟的授权令，只是孟晚舟正好在12月1日路过与美国签有引渡协议的加拿大。
有人认为，调查中兴通讯和调查孟晚舟及华为，可以被认定为是美国商务部和司法机构所主导的独立事件，但前者恰逢贸易战开始，后者恰逢贸易战关键时刻，独立事件被当作中美博弈的筹码了。
另一种观点认为，华为之所以卷入其中，重点不是案件本身，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戒备心理日渐放大才是根本。
2018年12月12日，加拿大温哥华，孟晚舟（右）在住处门口送别访客。图/视觉中国
美国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CTIA）此前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在5G布局上咄咄逼人，中国将赢得5G竞争，这是美国犯下的重大错误。
华为在美国市场上命运多舛，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现任及前任官员表示，国会及情报机构中的对华强硬派2007年便开始遏制华为崛起。此前有华为和思科长达十年的对垒，虽然似乎没有输赢，但华为也从此成为美国国会议员长期怀疑的对象。
2011年2月起，美国国会开始对华为和中兴进行调查，以确定它们的产品和服务是否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2012年9月13日，作为调查的一部分，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组织了一个题为“中国通信企业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听证会，时任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丁少华、中兴通讯北美洲和欧洲部高级副总裁朱进云作为代表出席听证会接受质询。这是中国企业首次在美国国会参加此类听证会。
出席听证会的美国议员质询的问题主要是，华为与中兴的产品是否存在后门和信息发送装置，两家公司是否为中国情报机构向美国开展间谍活动提供了机会，是否亏本在美国提供产品与服务，是否向伊朗政府销售设备等。
美国议员一直纠缠的一个重点是，两家公司是否为中国情报机构向美国开展间谍活动提供了机会？“既然中国国家安全法明文规定国家安全机构可检查属于任何组织或个人的电子设备，你如何能拒绝政府的要求？你能否举出一个企业拒绝政府类似要求的例子？”（注：2015年7月起实施的新版国家安全法已删除美议员引用的相关条款）
丁少华回应称：华为是一家独立的民营企业，在商言商，华为从来没有、也绝不会受任何第三方政府，包括中国政府的指使去伤害任何国家或客户的网络安全。
美国议员追问的另一个重点是，为什么民营企业设有党委？党委成员是谁？党委是否参与公司决策？
丁少华回应说，华为公司党委是根据中国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的，就连沃尔玛等外资企业一样设有党委。党委组织的功能主要体现为提供员工关怀，敦促员工遵守职业道德等方面，绝不参与企业管理与决策。
从结果来看，美国议员并不接受这两家中国公司的解释。20余天后，2012年10月8日，美国国会发布调查报告，结论是“华为、中兴可能对美国带来安全威胁”，认为华为和中兴为中国情报部门提供了干预美国通信网络的机会，并强烈建议美国电信运营商选择其他厂商。
今年1月初，美国电信运营商AT&T突然取消与华为的合作，不在美国售卖华为手机。华为手机业务多年来被美国拒之门外，与AT&T的合作曾被视为进军美国市场的里程碑事件。
紧接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等六家美国高级情报机构负责人一致呼吁美国民众不要使用华为和中兴手机。
12月18日，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呼吁，有关国家政府应该给出禁止华为设备的证据，以证明所谓的安全威胁，并开辟沟通渠道，以便华为可以采取改进行动。“我们不能一直被无稽之谈（underground speculation）所笼罩，如果你有证据，你就该公之于众，也许你可以不提交给大众、不提交给华为，但至少要提交给电信运营商，因为是他们在买华为的东西。”
“谈到安全问题，事实胜于雄辩，华为的安全记录是非常干净的。”胡厚崑强调，30多年来，华为从未发生过严重的网络安全问题，或者看到任何证据证明其设备存在安全威胁。
近两年，美国已把遏制华为的行动从公司层面扩大为国家层面，不断敦促其盟国远离华为的产品。
过去一年，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公司在美国的业务，并在最近发起一系列针对盟国的游说活动，以说服盟国制定类似的限制措施。
美国政府一直在游说加拿大、英国和新西兰政府，希望它们和美国、澳大利亚一道，禁止华为和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参与供应5G网络设备。加拿大、英国和新西兰是Five Eyes安全情报共享联盟的三个合作伙伴。
《华尔街日报》近期的一个报道称，2018年7月在加拿大举办的一个会议上，来自西方最强大情报联盟的情报机构负责人一致认为，他们需要对华为加以遏制。
2018年8月，澳大利亚在政府层面宣布禁止华为和中兴参与该国的5G移动网络相关工作。
11月28日，新西兰电信运营商 Spark New Zealand（下文简称Spark）发布声明称，新西兰政府通信安全局（GCSB）否决了该公司打算采用来自华为的5G电信设备的提议。
在作出这个决定的14天前，Spark 总经理Simon Moutter还在年度股东大会上支持华为作为5G移动网络技术的潜在供应商。希望（新西兰）政府不会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阻止华为及其它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
12月5日，事件公开的当天，英国发布了一条有关禁用华为设备的决定。
全球顶尖电信运营商英国电信（BT）宣布，在2016年收购的另一家英国运营商EE的网络中，将把华为核心网设备从4G网络中“剥离”出来。同时，将华为排除在竞标5G核心网的名单之外。
今年2月28日，英国电信集团还与华为签署5G战略合作协议，希望共同加深战略伙伴关系，确保英国电信在5G时代的领导力。
如果把通信网络看作一个人，那么核心网就像大脑，是整个网络的管理中枢，储藏着所有的用户信息，管控所有业务功能。可以说，核心网是通信网络最为关键和敏感的部分。
华为在2005年进入英国电信的采购短名单，后者是全球第一家采用华为设备的主流运营商。这在华为海外拓展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意义事件，因为它不仅可以为华为带来英国市场订单，还意味着华为首次被发达国家主流运营商认可，极具标杆效应。
这一点甚至引发了美国议员的关注，在2012年9月的听证会上，一位美国议员问丁少华：英美体制相近，为何英国不存在美国的担忧？
紧随而至的是日本的软银和德国的德国电信。12月14日，据《日经日报》报道，日本移动运营商软银已决定逐步淘汰华为4G基站设备，转而支持瑞典爱立信、芬兰诺基亚等公司。5G基站的建设将于2019年春季开始，也计划从两家北欧公司订购。
德国官方在此前公开表态称，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华为存在安全问题，不过作为欧洲最大的电信公司，德国电信的态度却与官方表态大相径庭。据路透近期报道，德国电信表示，正在重新评估在德国以及该公司运营的其他欧洲市场内的供应商计划。这一表态被视为该公司有可能加入排斥华为的阵营。
日本软银和德国电信的做法有其目的。12月18日，德国电信的子公司T-Mobile（美国运营商）和此前被日本软银收购的美国第三大运营商Sprint的合并案终于通过了美国两项国家安全检查，扫清了合并路上的最大障碍。该合并案价值260亿美元，今年4月就已经提交美国相关部门，但迟迟得不到批复。
12月18日，当被外媒问及如何看待华为所遭遇的限制时，胡厚崑说，华为非常理解世界各地对网络安全的关切，也非常理解华为作为一家年收入1000亿美元的巨头公司所受到的关注，只要是真的想解决安全问题，华为相信一定会找到好办法。但若是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考量，把安全问题当作排斥特定公司的借口，那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没有人会真正从这种情况下受益，无论国家、行业还是消费者。
例如，根据第三方研究公司前沿经济学（Frontier Economics）的研究报告，如果把华为拒之门外，仅2017年－2020年间，美国运营商就会为部署5G网络多花200亿美元，这将大大加重下游消费者的负担。
今年夏天，美国决定禁止美国政府部门购买和使用中兴和华为的电信设备。美国政府一再宣称这些公司正在与中国情报部门密切合作。同时美国认为这些公司的设备上可以安装一些程序，这些程序可以被用来监视用户，盗窃用户信息，暗中更换信息等。华为公司反复否认这些指控。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和美国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华纳（Mark Warner）在今年10月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发出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我们非常担心加拿大可能会在部署5G电信网络基础设施中与华为或任何其他中国国有电信公司合作。”两位参议员表示，如果加拿大坚持使用华为设备，可能会出现商业问题。由于美国和加拿大的无线运营商经常共享类似的设备，因此华为参与加拿大5G部署可能会“严重损害”这种和谐，并使两国迅速推出5G网络变得困难。
事件发生后，华为5G设备是否安全在加拿大引发新一轮的讨论。12月18日，华为公司致信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CCSC），表示将尽一切努力满足加方对5G网络安全标准的要求。华为加拿大公司总裁Eric Li表示，该公司将如同对英国作出的新承诺一样，将为“确保加拿大5G网络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作出一系列承诺。
12月19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渥太华公开表态称，是否在加拿大5G网络中使用华为公司设备的决定“应该由专家而不是政治家来做”。
特鲁多说，专家应该以加拿大情报机关所掌握的信息，以及从“五眼联盟”（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情报联盟）处得到的信息为基础做出决定。
冲击波
最初的慌乱过后，商业世界里的人们重新回归表面上的平静
2G 时代，华为是一家无足轻重的公司;3G 时代，华为仍然是一个追赶者;4G 时代，华为实现了大发展;即将到来的 5G 时代，华为已经赢得先发优势。(资料图)
过去几个月，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APMA）接待了来自中国两家汽车制造商的代表团，原计划下个月还会接待另一家中国公司，但事件发生了。
这些公司说，“虽然我们当然仍然感兴趣，北美是我们产品的目标市场……但是现在，我们要暂停计划。”该协会主席弗拉维奥沃尔普十分沮丧。
沃尔普之所以着急，是因为通用公司要关闭一家加拿大制造厂，加拿大汽车零配件制造商每年要卖价值30亿加元的产品给这家工厂，他们原本希望中国车企可以接盘，世界上有实力替代通用这种产能的车企也就五六家，但现在中国车企能够来到加拿大的机会越来越小。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援引多伦多大学政治科学与亚洲研究所助理教授丽奈特·昂的观点称，此事给加拿大造成的最恶劣影响会是中国对加拿大的投资被推迟半年到两年。由于孟晚舟的引渡听证会将在明年2月举行，未来这三个月就显得非常关键。
事件发生后，许多华为全球供应商的股价不同程度下行。12月6日，美国芯片公司英特尔、AMD、博通股价纷纷下跌，其中AMD跌幅超过5%；手机零部件供应商中国台湾大立光、通信板方案商深南电路跌幅均超过9%，一大部分收入来自华为的中国软件股价更是大跌11.71%。
据《香港经济日报》统计，在中国香港和台湾上市的华为供应商股价在消息报道当日蒸发600亿港元，32只A股核心供应商12月6日上午市值蒸发300亿元人民币。
华为不是上市公司，但其业务横跨通信、智能终端、企业级IT设备三大领域，它既是全球最大的电信网络设备制造商，也是全球第二大的手机制造商，同时还是中国排名第一的企业级IT设备制造商。
华为的这三大业务多年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供应商体系，其中不乏大型上市公司。在科技领域，供应链和巨头的关系通常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过去30年，华为在全球累积拥有1.3万家供应商，目前核心供应商为92家，其中33家是美国公司。
北京时间12月6日晚间，华为公开致信供应商。公开信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三点。其一，认为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对一家商业公司施压，是背离自由经济和公平竞争精神的做法；其二，强调华为不会因为美国政府的无理，而改变与全球供应链伙伴的合作关系；其三，再次重申在全球化技术合作和产业发展的浪潮下，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互相依赖、荣辱与共的现实。
一个与华为手机业务有密切合作关系的大型供应商中国区业务负责人向《财经》记者反馈，华为的反应是及时有效的。
他向《财经》记者传达了三个核心想法：一、他所在的公司总部将华为的此次事件定性为“非商业事件”；二、在商言商，他所在的公司不会因为“非商业事件”改变或停止和华为的生意，除非遇到很强的不可抗“非商业因素”；三、他不认为华为的基本业务会受到这次事件本质性影响，华为的未来取决于华为自身的长期战略方向及落地效果，而非“非商业因素”。
华为的绝大部分核心供应商股价12月7日起止跌走稳，随后7个交易日里多呈现横盘状态。
“现在的环境下，尤其中兴事件后，大家能想象到美国政府会对华为发难，但是没人会想到华为的高管会因为公司的事情而陷入人身不自由的境地。”12月7日，一位中国高科技公司高管对《财经》记者说，“这太出人意料了。”
这家公司此前的出海版图已经覆盖到了亚太地区的大部分重要国家，他们下一步的计划是欧洲和南美洲，这位高管向《财经》记者证实，加拿大事件发生后，他们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除了已经覆盖的区域，正在开拓的海外市场应该暂停。
三轮听证会结果出来后，上述人士没有改变对未来中国企业出海大环境的基本判断。他对未来形势的预判是：未来中美在高科技和服务行业会有更多的潜在冲突，贸然行事很有可能重蹈覆辙。
12月6日之后，不安情绪也迅速在一些大型美国公司中国区蔓延。
一个总部在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中国区高管在12月8日告诉《财经》记者，外企在中国的形势刚刚看到曙光，事件的发生令人再次心生不安。“如果外部形势继续往不利于外企（尤其是美国公司）的方向发展，美资外企会重新陷入被动状态。”
由于中国运营商决定在2019年5G开服，包括电信设备、IT、云、AI、物联网和互联网等多领域都将迎来新的发展机会，美资外企显然也是其中之一。
11月6日，中国组织了高规格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这次博览会上，官方释放了诸多有利于外企未来两年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积极信号。在科技领域，中国电信与爱立信、三星、思科、诺基亚、日立、IBM六家外国科技公司达成总金额100亿元人民币的采购合作意向。电信设备厂商诺基亚宣布，已经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三家运营商分别签署框架协议，总价值超过20亿欧元（约158亿元人民币）。
这个开端看上去不错。在这次博览会上，中国表达了长期扩大进口的意愿：预计未来15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总额为18.67万亿元人民币。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进口总额为12.46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官方还明确表示，将坚决依法惩处侵犯外商合法权益特别是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显著提高违法成本。
华为加拿大事件最终结果将引发中国政府不同的反应。这些对于在中国的美资企业来说，都是不可控因素。
《财经》记者目前没有发现，有中国央企、代表性民企和外企中国机构因为华为的加拿大事件立刻做出较大反应，比如停止一些既定战略。然而，多位上述不同种类的大型公司相关人士表示，华为事件走向不明，他们所在的公司已多角度多层面分析排查，并根据不同情景制定应对预案。
新变量
应尽量让孟晚舟案回归司法轨道去解决，将其政治化不仅无助于孟晚舟和华为，也无助于中美关系大局
12月5日，华为加拿大事件发酵之际，华盛顿离白宫不远处的一个五星级酒店里，一场中美工商界人士的高端晚宴正在举行。消息在喝着酒的人群中引发不安。
这场晚宴之前的几天，中美间风向已经有所转变，12月1日，也就是孟晚舟被拘押的当天，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后举行晚宴，双方同意从12月1日起，暂不再升级贸易冲突，用90天时间寻求妥善解决方案。
特朗普称这次会晤达成了“最大的协议”，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则表示，双方会见时间远超原计划，两国元首同意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保持密切沟通，包括进行互访。
原本，这个消息让参加晚宴的人们师出有名。华为加拿大事件的横生枝节，却暗示了两国的分歧无法在一朝一夕间得以解决，中美间重新被不确定的氛围笼罩，从G20峰会后晚宴的餐桌上一直弥漫到大洋两岸。
崔天凯在晚宴上致辞说，过去一年间，两国许多人都在为中美关系近况感到担忧，有人企图让中美脱钩，企图开启所谓的“新冷战”，以所谓的“百年马拉松”之名进行战略对抗。
外界依然对美国“突然”对孟晚舟采取行动的微妙时间节点疑虑重重。
美国方面在G20峰会期间并未提及此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罗伯特·博尔顿后来在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采访时表态称，自己是由美国司法部的例行简报中得知了相关消息，但他并不肯定总统特朗普是否同样在12月1日预先知情。路透社则援引白宫一名官员的话称，特朗普在事发当天并不知道拘捕计划。
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向《财经》记者评价称，此事可能是白宫内部缺乏合作的体现，他对《财经》记者表示，鉴于美中关系的现状，在实施行动前，白宫最高级别官员应慎重考虑它可能给中美关系其他方面带来的影响。
如果博尔顿的公开评论缺乏深思熟虑，那么特朗普对此发表的言论就更为唐突——特朗普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如果对达成“史上最大的贸易协议”（指中美贸易协议）有帮助，他愿意为一名“面临被引渡美国的中国通信业高管”的案子求情。
今年6月，特朗普曾经通过干预，反转了美国商务部对中兴的禁售令，中兴公司得以在代价空前的前提下继续正常运转。但中兴判罚属行政权范畴，孟晚舟的案子属于司法权的范畴，这使得特朗普的选择空间非常有限。
从程序上，加拿大法律学者Gary Botting认为，特朗普可以施压司法部和纽约东区地检署撤消对孟晚舟的起诉，这样就能终结整个案子。另一位前联邦政府检察官Brian Michael指出，特朗普也可以透过需要居中传递证据和文书的国务院干预，不过，此做法并没有前例。
对于特朗普时代的三权分立状况，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教授安德鲁·路德维格（Andrew Rudalevige）曾这样对《财经》记者解释称，美国有相当强的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只不过在特朗普上任后，直到中期选举之际，美国国会都一直保持沉默，听证会有一些，但不多。
根据美国宪法，国会有责任为总统及其政府提供监督和指导。但特朗普上任后，国会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对特朗普及其政府的权力制衡。这在外交政策和贸易政策上来说尤其突出。过去几十年的国会都对总统行政分支的外交和贸易政策进行实质性审查、并通过立法指导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在过去不到两年的时间中，美国国会在监管方面乏善可陈。
路德维格说，国会的声音之所以变得很弱，简而言之是因为监管执政当局和总统是一个政治获利不大的选项。
至于司法独立的原则，特朗普是否会选择尊重司法部的工作，华为加拿大事件他的处理则会给出答案。
美国司法部助理检察长John Demers近期在国会听证上指出，“司法部（的工作）是执法，我们不是贸易工具。”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也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强调，孟晚舟案完全是司法案件，和贸易谈判无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巍分析，“中国政府也希望将孟晚舟案与贸易谈判进行切割处理，不希望因孟晚舟案而节外生枝。”
一名接近中国政府决策机构的人士向《财经》记者指出，应尽量让孟晚舟案回归法律轨道去解决，将其政治化反而无助于孟晚舟也无助于华为公司。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Paal）指出，似乎到目前为止华为加拿大事件还没有影响到中美贸易谈判，除非美国人接受特朗普政府的观点——应该对谈判施加一切可能的压力，如果这个成立，也许有人会认为拘押事件使中美贸易谈判变得更有成效。
让孟晚舟成为美国的谈判筹码，特朗普要冲破重重障碍，打破总统不干涉刑事司法调查的先例，这会使他成为美国民主的敌人，更何况，现在的时机已经不利于特朗普个性化行事了。
中期选举后，民主党时隔八年重新夺回众议院，2019年1月新国会开始运作后，有可能结束“在制衡特朗普方面失声”的状态。
美国政坛的微妙变化目前来看对中美贸易大局走势没有太大的影响。
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公司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对《财经》记者说，今后美国的政治局势会比较动荡。但中美关系很难再回到合作关系。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对中国发起了挑战，即便美国的领导者变成民主党人——他们传统上与中国更具对抗性，所以现在看起来，中美关系不会像之前那样，不会回归到过去的合作关系。
包道格也说，从美国的视角来看，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看起来会更加持久，不太容易解决。
近两年来，美国不仅在经贸领域与中国摩擦，而且在科技、教育、人才交流等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加大了限制。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樊吉社的观点是，特朗普希望用“举国体制”来对付被其视为经济竞争对手的中国。12月9日，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再度撰文强调“为什么经济安全也是国家安全”，并称美国在全球制造业的优势面临类似中国这样的战略竞争对手挑战时正在“消失”。
美国夸大了中国在关键科技领域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但是具体到5G通信领域，华为确实已经是全球5G的领跑者。华为不仅是5G标准的核心主导者，和3G、4G相比，也是5G技术和商业落地创新第一阵营的厂商，按照胡厚崑最近公布的数据，华为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25个商业5G合同，并已出货1万多个5G基站。
因此，华为加拿大事件很有可能不会是最后一个“黑天鹅事件”。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在美国从事经济活动的中国企业都有可能成为“法律调查的目标，因此自觉地合规审查极其重要”，接受采访的专家和学者均表达了上述担忧。
没有回头路可走
和世界对抗是愚蠢的办法，融入世界是唯一的道路
华为能否顺利闯过这一关口，目前仍是未定之事。此时，这家公司也站在一个历史高点。
华为12月19日提供的最新预测数据显示，这家公司今年总营收将超过1000亿美元，2017年这个数字是920亿美元。2017年，全球只有9个国家拥有千亿美元公司，分布在欧美和东亚，包括美中日德英法韩等，主要分布在汽车、金融、能源等领域，科技类公司很少，较为著名的是韩国的三星和台湾的鸿海科技。
“这将是华为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胡厚崑说。
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分析人士担心，结合这两大因素，华为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关键时刻。他们认为，华为此时已经是全球5G创新的第一梯队成员，而电信设备市场是一个全球化程度极高的市场，华为的竞争对手们同样在全球布局，美国和一些国家拒绝华为5G设备，可能会给华为的后续发展带来沉重打击。
胡厚崑回应称，他对此并不悲观。“这好比是一场竞赛，场上有几名选手，作为领跑者，华为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
华为之所以被调查，重点不是案件本身，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戒备心理日渐放大才是根本。(资料图)
针对美日英法德澳新等国在5G上拒绝华为设备的情况，12月19日，华为向包括《财经》在内的媒体通报了最新进展。
华为称，目前，华为在德国的业务一切正常；在法国，华为正积极参与法国各运营商的5G建设；在日本，华为正在积极参与运营商的5G投标和实验网测试；新西兰政府虽对运营商提交的5G方案有不同意见，但监管流程尚未走完，客户均表示将与政府继续斡旋，与华为合作保持不变。
胡厚崑认为，一些国家对5G技术的安全问题提出质疑是合理的，但这并非没有解决方案，华为也不是就此陷入僵局——可以通过与运营商和政府的合作加以澄清或缓解。
针对美国为主的一些国家提出已久的安全疑虑问题，胡厚崑回应称，积极主动地与当地政府、社区及客户沟通合作是华为一直在做的事情，不过，“华为愿意比业内同行付出更多的资源来做这件事情”。
胡厚崑说，随着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网络越来越开放，华为将继续增加对“网络安全”的投资。例如，华为计划于2019年一季度在布鲁塞尔建立一个安全中心，作为扩大与世界各地其他政府（如加拿大和英国）合作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
此外，华为将在未来五年内投资20亿美元，以改进其软件工程流程，为未来做更充分的准备。
当被问及其在美国的业务受限时，胡厚崑指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通信市场之一，所以，“不能认为这对华为无关紧要”。
和预期1000亿美元年营收同步发布的华为官方数据还包括：华为目前拿到了25份5G商业合同，在几大电信设备商中排名第一；华为至今已经向全球发货超过1万个基站模组。
“国际化是永恒的主题。”一位中国大型互联网公司高层人士对《财经》记者说，“对华为来说是这样，对其他有国际化需求和能力的中国公司来说也一样。”
中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6年，共有2.4万家中资企业在境外设立3.7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2016年，中国企业向境外投资所在国家（地区）缴纳各种税金总额近300亿美元。
中国企业国际化，可归纳为四种类型：一种是海外设厂，实现生产本地化，如海尔模式；第二种是自有产品直接出口，如华为和中兴模式；第三种是跨国并购，如联想模式；第四种是产品贴牌出口，以温州企业为多。企业国际化战略有时会采取多种战略，即组合战略来进军海外。
前三种方式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方向，也代表了中国公司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不过，当前复杂的外部环境之下，多数致力于全球化的中国公司尚未走到华为的这一步。对于它们来说，最基础的工作，是重新审视其合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王志乐是国内较早研究企业合规建设的学者。他告诉《财经》记者，在本世纪初，全球跨国公司的重点是企业责任和社会回报，直到2008年西门子因商业贿赂被美国和德国重罚（罚金合计16亿美元），企业合规才逐渐成为许多跨国公司案头重点，而中国公司海外扩张大多起步于2010年左右，对合规的重要性缺乏认识。
今年5月，中国贸促会牵头成立全国企业合规委员会，首批入会成员包括中石油、中海油、中国中铁、浙江吉利、中联重科、中兴通讯、中国人保等35家大型公司。
中国贸促会会长姜增伟在合规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表示，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过渡，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世界贸易的规则和惯例，要把规则和惯例作为企业经营的重要前提。
“规则和惯例本身就是企业的生产力。”姜增伟说。
孙宏是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同时也是该公司首席合规官。他说，该公司从2014年开始聘请国内顶级合规专家来帮助建设现代化企业合规制度，如今受益匪浅。
最近两年，吉利陆续完成了6起大型收购，其中就包括对美国Terrafugia飞行汽车公司的收购。因为事关前沿技术，收购受到了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的严格审核。CFIUS近年来以涉嫌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否定了多项中国企业所发起的对美跨国收购。
“CFIUS问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有没有首席合规官，我说我就是，他们才继续往下问。”孙宏回忆。
王志乐的观点是，每个国家都有些自己的规则，如果违反这些非国际通行规则，企业需要评估其风险，风险不可控的话一定要避免激进策略。
一位BAT公司的高层人士表示，中国公司此前靠低价劳动力和吃苦耐劳精神这一套赢得国际竞争力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未来更多是科技实力、性价比和服务体系的综合比拼。
这既需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具备更高的技术实力，又需要更开放的战略视野。
以芯片行业为例，中兴事件以后，“芯片自主可控”呼声极高。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芯片从业人士、政府、学界和投资界的专家认为，需要理性看待自主可控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芯片是一个全球高度协作的产业链，没有一个国家或公司能够完全把控这个产业链。
中国目前确实在追求芯片独立自主，但核心原则是不需要也不可能全盘取代外国公司，应是集中财力在几个关键点突破，掌握几门核心技术，与其他国家和公司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
一位海外业务已经拓展至印度和欧洲的中国大型公司CEO对《财经》记者说，自主可控很必要，但不能陷入追求“极端自主可控”的误区，更不可与国际化脱钩。“追求极端的自主可控会使技术再次落后，不与世界同步，大大降低效率和竞争力，也会消耗有限的财力资源。”
多位中国公司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不会停止国际化的脚步，但会更加审慎。
“道阻且长，行且将至。”胡厚崑说，“我们将继续前行，并到达目的地，因为我们已经踏上了旅程。”
（本刊记者黄姝静、韩舒淋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文将刊发于2018年12月24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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