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十八线小城的教育变迁

某乡镇实验中学，家长接孩子放学的场景。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除此之外，在与学生学习有关方面的责任不断向家庭转移后，具有不同物质资源和时间条件的家庭会产生不同的应对策略。整体来看，更具实力的家庭会更为积极的寻找替代形式以弥补在校教学的不足，家庭资源条件越优越，弥合方式越多样、效果越突出，所以这种情况下在资本满足需求的流动过程中催生了一大批学业教辅班是一种必然结果。而没有条件或条件不够好的家庭则只能被动“放任自流”或者一定程度上对孩子的学习管理问题有所妥协，采取差强人意或较为折中的方式对待此问题。

减负政策对私立学校的影响与公立学校相比小了很多，其原因在于不同发展形势与不同激励机制影响下的教师、家长、学校之间的关系差异。首先，公立学校的招生主要由学区划分决定，义务教育阶段基本不存在生源竞争压力。其次，其教师的待遇水平主要由职称决定，而职称评定在较为固化的运转模式下倾向平均主义及常规化，在指标分配时要“论资排辈”。

此外，公立学校教师的绩效工资在总工资中所占比例较小。所以整体来看，公立学校对教师存在激励困境，在学校卸责时，他们出于种种考虑也“乐得清闲”，“不愿意增添不必要的麻烦”，从而一定程度上实现与学校的共谋，加剧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断裂与对立。

而私立学校出于盈利的需求和生存压力，自身生而具有强烈发展的意愿，出于现实角度考虑对减负政策实施较为谨慎。与此同时，私立学校教师的绩效工资占总工资的比例较大，按劳分配、结果导向的制度设置极大激励了任课教师，使得他们对学生的课业成绩表现极为重视，投入度较高。由是私立学校实现了学校、教师、家长的出发点与目的的高度统一，成为了共同体。这种情况下，私立学校在竞争中自然对公立教育实现了外部挤压。“私学公助”的政府行为下，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外部挤压。

教育生态的变化与阶层差距的扩大

公立教育的式微体现出了教育生态的变化，这种变化最根本的影响是阶层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基础教育作为普遍化的教育是实现过程和机会平等，是减少起点不平等从而实现结果平等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社会流动，减少阶级差距的制度设置。

一方面，公立教育内部主动衰退，将公共层面基础教育阶段的责任向家庭转移，将学生所受教育质量的优劣进一步交给个体环境，已经无形中形成了对社会公平的相对剥夺，长此以往必然会扩大阶层差距。

另一方面，政府引入大资本办学，推动教育产业化，增大了私立学校的办学实力和发展优势，私立学校的优厚待遇条件下促使一批公立学校的教师精英离开公立学校加盟私立学校，增强私立学校的教学实力，私立学校综合实力远高于公立学校时，趋之若鹜的学生面对准入门槛一般是其价格不菲的学费及其他费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保证社会公平呢？不管怎么说，对私立学校的选择也好，对众多学业辅导班的选择也罢，当作为公共基础教育的效果取决于个体家庭的经济、时间等资源的优劣时，公共基础教育也不能称之为公共基础教育了。

除此之外，国家对相同逻辑催生下的课外培训班与私立学校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对私立学校大加支持，对任课教师参加的课外培训机构严加看管，这种应付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益之策并不能产生实质效果，在我看来，振兴公共教育才是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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