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茶农，信阳“茶三代”的出路与乡愁

2月2日，信阳茶农杨少富一家（女儿杨嫚正在返乡途中）。

入冬，车云山村家家户户门前，都堆着一米多长的柴火垛。村子在半山腰处，温度比山下低。这些劈柴都是年前就准备好的，待到谷雨时，用来烧锅炒茶。

锅里正炒着的茶，不断散发出青草和板栗的香气，这是信阳人最熟悉的味道。喝上口热茶，也是信阳人的待客礼节。不管身在何方，路途多远，一回家就能听到，“坐着歇歇，喝杯茶吧”。

信阳被称作北国江南，车云山位于鄂豫交界的桐柏山区，是传统的“信阳毛尖”核心产区。杨嫚的父亲杨少富，靠着茶园，养活了一家五口人。

炒茶制茶，挣的是辛苦钱。到杨嫚和弟弟杨柳这一代，传承成了最大的问题。杨柳曾经多次说，自己“不想当茶农，没什么意思”，因为“做茶太累了”。

冬去春来，更多的车云山茶农，依然在坚守。

绵延千年的风俗画

对信阳人来说，茶，就是一张名片。

在北京工作，春节返乡前，总有同事不忘提醒：回家带点特产啊，来点毛尖大家尝尝。

可是信阳毛尖，来得永远不急不慢。好茶要在年后一两个月，待到谷雨时节，茶树熬过一个寒冬后，才肯吐出嫩芽来。

这是茶叶在和倒春寒较劲。

鄂豫交界的桐柏山区，山高林密，是茶叶生长的好地方。早春时节，山上还很冷，采茶工得穿着棉袄上山。用指甲轻轻掐着嫩尖，一天采不了几斤。

这是与时间的赛跑。等到天气一旦回暖，茶叶便开始“疯长”起来，“那采茶就像打仗一样了。”杨少富说。

采完茶仅仅是第一步，制茶，更是一种抢时间的劳动。屋子里支上大锅，便搭建起一个制茶“车间”。茶农系上围裙，套上护袖，便开始劳作。

每当这个时候，杨少富一家，就像炒茶房那两口大灶里的柴火一样，火不灭，人不休。

茶叶采摘回来后，铺晾在一旁，鲜叶按不同品种用竹编筛子进行分级，剔出碎叶及其他异物，分别盛放。

简单挑选出不合格的叶子后，茶叶被撒在筛茶机的网面上，网格状的小洞，把全尖的茶叶筛拣出来，剩下的换张孔稍大的网面，再次筛拣。最先被筛出来的是全尖，接着是一芽一叶，最后是两边都有片叶子的茶叶，俗称“左拥右抱”。

鲜叶筛拣后被分成品级，全尖的最优，一芽一叶为上品，一芽两叶的为优品。

炒茶的工具很简单，一个茶把、两口热锅就成。茶把由竹条制成，样子很像一把长扫帚，底部修剪齐整，围成一个向外散开的圆柱形。

灶炉连在外面，柴火有烟，茶叶熏不得。

炒起来的茶叶被送入第二口锅，颜色已成褐绿，锅边还堆积着柳絮般的小茸毛。

杨少富抓着一把茶叶往锅里横扫，这时候的炒茶人，就像是机器，要是一走神，茶就毁了，干到昼夜不分时，全凭着茶叶那股香气提着神。

最后一步完成时，板栗香就充盈着屋子。

炒茶往往从半夜开始，一直到鸡鸣时分。一炒起茶叶，手就像屋里吊顶上的风扇叶，转个不停。

车云山村退休的老村主任周家军说，有次自己炒茶叶时累得睡着，手上的动作停了，手不知不觉滑进热锅里，又硬生生被烫醒过来。到吃饭的时候，周家军的手剧烈抖动，连饭碗都端不住。

雇工，便是大多数茶农的选择。从户籍上说，村子里的常住人口有606人，但每到采茶制茶时节，随着采茶工的涌入，村里一下能容下将近3000人。

每年的这个时节，冒着热气的大锅，穿着红棉袄的茶工，穿梭在绿色的梯田间，几乎成为车云山一景。

这是一幅绵延千年的风俗画。早在唐代，陆羽的《茶经》和李肇的《国史补》中，便把义阳茶列为名茶。义阳，正是信阳的“曾用名”。

1910年，信阳秀才甘以敬通过种茶实业救国，在车云山创建宏济茶社，原本联系松散的茶农们就这样聚在一起。时光流转到1915年，“信阳毛尖”经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评判，获颁“世界茶叶金质奖状与奖章”，就此走出国门。

昨日的荣光，就像村子里那棵千年银杏树，肆无忌惮地长着枝条，接受着来往人们的仰视。

“采茶女”的消亡

山区茶农的日子，就像是一杯茶，白水在炉子上烧至滚开，只有当茶叶在杯底舒展，才有了滋味。

杨少富家，是由两层自建房组成的农家小院。家里雇来的16个采茶工，都住在二楼的两间屋子里，大通铺，横着睡成一排。

东方欲晓，采茶工便开始穿衣、下楼。吃完早饭，十几个人排着队上山。

采茶的工具很简单，一顶草帽，一个竹篓。茶叶娇嫩，只能用手指尖去摘，即便是戴着手套，也要把5个指头露出来。

茶山上都是梯田，采茶工分成数排，顺着一个方向，揪下一片叶子，轻轻攥在手里。等到叶片逐渐舒展开，手掌心包不住，就顺势一把扔进茶篓里。

这是一份需要耐心的活计。能够称为“信阳毛尖”的茶叶，只有茶树枝头上的三片叶子。杨少富家22亩的茶园，一天只能采出三四斤鲜叶，经过炒制、烘焙去除水分后，成品不到两斤。

采茶工大多是留守农村的中年妇女，相约着来到信阳，一个采茶季下来，能挣四五千元。这在农村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因此，不独吸引信阳周边的农民，很多人甚至从驻马店和南阳赶来，逐茶山而来，随春去而去。

她们是茶山的过客。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茶农来说，茶叶既是收入来源，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杨少富最近有些发愁，“采茶工的工钱越来越高，人也招不齐了。”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周家军，他坐在来年烘焙茶叶用的橡树炭堆前，掰着手指头，“去年准备招60个采茶工，但是最后只招来了40人，而且都是上了年纪的。”

这和30年前形成强烈对比。周家军做了16年的村主任，如今依然操持着家里的产茶大事。他说，30年前，招来的采茶工，都是16至20岁的小姑娘，真正的“茶花女”。那时的工钱，是一元一天，而茶叶的市场价格是每斤7至10元。这样折下来，每斤茶叶的人工成本，只占售价的十分之一。

时间走到2018年，小姑娘不愿意再做这样的辛苦营生。招来的采茶工，年龄都在40岁往上，工钱也涨到130到150元一天。茶叶的均价，在每斤400元，相比之下，人工成本陡然涨到三分之一。

由于采茶工是短期工，采茶时在茶山上的梯田，为安全起见，茶农需要为采茶工购买保险，“一个人20元，再加上介绍采茶工人的信息费，人工成本越来越高。”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桐柏山区，制茶从早年间的致富捷径，变成如今“挣的钱只够裹住嘴”。

“有别的营生，就别回来种茶”

桐柏山区茶农的当务之急，是手艺的传承问题。

看似每年只在采茶季忙一个月，实际上，茶农们没有一天闲着的时候。平日里，维护茶园更费精力。

车云山的茶，大部分只出春天这一季，到了夏天就要维护茶园。三伏天，人一出门汗都往下流。家人还在熟睡的时候，杨少富就戴着草帽，背着锄头，提着水壶，去茶山松土了。除了松土，茶树地面以上的枝干也要全部剪掉，否则第二年开春的时候，茶叶长出来就“没尖儿”了。

周家军的儿女都在郑州开茶叶店，干的还是茶园的营生。如今，两个孙子一个10岁，一个6岁，当被问及是否会把炒茶的手艺传给孙子时，周家军说，“他们吃不了这个苦。”

靠着家里的22亩茶园，杨少富养活了一家人。按照他的说法，制茶是一份操心的活计，虽说采茶不用亲自上手，但“种茶的时候担心受虫种不好，采摘期间担心招不到采茶工，采摘下来担心炒制跟不上，炒好茶了又担心卖”。

卖不出去的毛尖，跟树叶子没什么两样。

杨少富家的茶叶大都卖给老顾客。不过，为了补贴一家五口人的开销，杨少富平时还打些散工，“茶园现在能养活一家人，但是10年以后谁知道呢？”

女儿杨嫚很争气，考上信阳最好的高中。当地人都说，考上了信高，那就是一只脚踏进了大学门口。从小到大，杨嫚从没听父母提起过，要把茶山传给谁、怎么管，她觉得，也许是父母从未想过，也许是想过也没有答案。

儿子杨柳马上就要高考，杨少富总是教育他，“你在外面能有别的营生，就别回来种茶。”

不做茶农，几乎是车云山“茶三代”们的愿望。

杨少富一直想让女儿回家做个英语老师，但杨嫚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和成都工作，车云山已是一年难回一次的故乡。

弟弟杨柳的态度更为坚决，他说自己“不想留在这儿当个茶农，没什么意思”，因为“做茶太累了，我想学好书法，当个老师”。

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在影响着茶农的命运。茶，不再是年轻一代的首选饮品。村里一些人盖起5层小楼，准备转型做民宿和旅游。

周家军说，自己打算和村里人一起，走电商的路，在“保证质量下，能把我们坚守的好产品卖出去。”

对于茶农来说，品质就是最好的坚守。

采写/摄影 新京报记者 王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