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中国年｜火车上的除夕，旅途中的年

我曾经最怕火车。据母亲回忆，幼时的我听到火车鸣笛时，头上的胎毛会突然竖起来。直到上小学，我还经常因梦到被火车撵而惊出一身冷汗。这一快速移动的庞然大物，俨然是我童年挥之不去的阴影。

从石家庄到唐山，一头是我家，一头是外公外婆居住的小乡村，全程400余公里。

北方的农村有一个习俗，出嫁的女儿不能在娘家过大年三十。我的母亲为了能尽早见到我的外公外婆，常常在除夕夜便踏上归乡的路。因此，我已经记不清楚有多少个大年三十的夜晚，是在火车这一令我见之则怯、闻之则畏的“怪物”的腹中度过的。在私家车尚未普及的年代，绿皮火车在大年初一的早上把我送回魂牵梦萦的故乡。

如果你问支撑我在火车中熬一晚上的动力是什么，我或许会告诉你是我老舅家的螃蟹、章鱼、皮皮虾的味道，是三姨亲手包的饺子的味道，是大姨、二姨和大舅家大餐的味道，是空气中弥漫的炸糕的味道。但实际上，这些还远远不够，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够团聚的年的味道。

记忆中隐约有这样一幕，列车周围挤满了想要进入车厢的人，狭窄的车门被人们堵得严严实实，车厢内的人便把车窗打开，让车窗外的人爬进去。母亲说，那是98年的除夕夜，我三岁，能买到春运返乡车票的人不占多数，先上车后补票很常见，而当时的我年龄尚小，车外的乘客担心我从正门进入会被挤伤，于是车外的人往上推，车内的人向里拉，我母亲在大伙儿的帮助下便从车窗进入到了列车内，再由我父亲把我抱上去递给我母亲。

车厢里同样挤满了人，一只脚落在地面，另一只脚则会落在别人脚上，母亲便呈金鸡独立状抱我在车厢内，后来乘警为我们找了一个座位。中途，一个学生模样的少年发高烧，担心自己找不到出站口，我的父亲打算在列车经停时送他出站，而母亲则犹豫，担心父亲不能准时赶回来。列车到站经停，父亲背起少年一路小跑消失在人群中，还好在列车启动前赶了回来。

父亲是村里为数不多考出来的大学生，被分配到石家庄市区上班，母亲是小学老师，在唐山市下辖县的农村任教。我留在母亲身边，在外公外婆的照料下成长。后来母亲带着我随父亲去了石家庄，一年中只有春节才能见到外公外婆。外婆告诉我，我刚去石家庄时，外公常说心里空落落的，他去耕作，在田埂上寻到我的脚印便哭了起来。

铁轨上的春节，于我而言，难以忘怀的是那份渴望见到外公外婆，渴望团聚的心情。

外公虽然是“庄稼人”，但素来爱干净，白衬衫、中山装和一辆二八自行车是他的标配。小时候，我在外公家常住，我说想吃虾，外公就会放下手里的农活儿，一上午骑个来回，到县城里买来虾煮给我吃。

随父母到了石家庄后，我十分想念外公外婆。所以，在如此惧怕火车的情况下，我曾站在铁路边，手拿一根冰糕对着路过的火车大喊：“大火车你停一下，我给你吃一口冰棍儿，你带我去找我姥爷和姥姥。”母亲则说：“很快就过年了，等过年了就能回去了。”

盼了一年终到头，在火车上熬一宿，直到大年初一的早上，一到离家门不远的地方，我就会大喊：“姥姥，姥爷，我来看你们啦。”外公已经在门口等我们了。到了屋内，外婆拉着我冰凉的手，让我爬到炕上，给我盖上被子。老舅说，外公和外婆一听到我们要来的音讯，便在村北到村南之间往返数次，不时去大舅家等着我爸妈的电话，并问：“他们还没到呢？该到了没？”

后来外公得了阿尔茨海默症。那年春节我回老家，外公说话已含糊不清，殊不知那是我见外公的最后一面。高三的一天，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说外公病了，自己正在回老家的途中，当晚放学回家我给母亲打电话询问外公的病情，大姨哑着嗓子接了电话，说:“你妈嗓子哭肿了，说不了话，你姥爷已经走了。”

又是一年春节。我乘上归乡的列车，绚烂的烟花在车窗外绽放，我却无心欣赏沿途的风景。老舅、大舅和我在外公的坟前点燃钱纸。老舅对着外公的坟说：“你外孙来看你了。”眼泪在我眼眶中打转，那一抔黄土告诉我外公再也回不来了。

如今，铁路基础设施的完善和高铁的发展，使得石家庄到唐山的路不再漫长，开私家车回家过年，亦使得绿皮火车于我而言悄然渐远。而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农村重男轻女思想的改观，出嫁的女儿不能在娘家过除夕的规矩也变得没有那么重要。

回首过年要离开的城市——石家庄市区，二环附近灯火阑珊，俨然一座空城。有人说是年味变淡了，有人说因为生活条件好了不再缺吃缺穿，有人说是人们不再重视过年的仪式感了……

也许都不是，因为中国的年味儿一直在农村。即便逆春运潮流一时涌起，但不可否认的是，春节就是团圆，春节就要回家过年的文化印记，已经深深印刻在人们的集体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