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年｜西坡-头磕还是不磕，这是一个问题

澎湃新闻 龚唯 制图

打从记事起，每逢过年我都面临一个触及灵魂的拷问——磕还是不磕？

我的家乡在华北平原的三省交界处，至今保留着过年磕头的习俗。在全国范围内，如此“守旧”的地方已经不多了。我后面还会说到，家乡的磕头习俗前途未卜。因此有必要做一下记述。

虽曰磕头，大多时候与头无关，受委屈的主要是膝盖。双膝跪地，头不必触地。跪一下算磕一个，每到一家通常要磕不止一个。比方说，这家有两个长辈，要先给男性磕，再给女性磕，但是在这之前还要先对着祖宗牌位磕一个。

被磕头者并不站在磕头者的面前，所有的头都是冲着牌位磕的。第一个是磕给祖宗的所以不做声，接着要喊称呼，比方说“给俺二大爷（磕的）”“给俺二大娘（磕的）”。

牌位是一张大大的纸，后来改成了更耐用的布，上面画着祠堂的模样，写着故去的列祖列宗的名字。方言里管这个叫“zhu zi”，应写作轴子。轴子平时是卷着的，过年时候请出来，让逝者与生者共处一些日子，过完年之后再送走，也就是卷起来。

我早就注意到，牌位上的女性祖先全部都没有完整的名字，只有“某氏”。

祖宗在的时候，几乎每顿饭都要先供飨一下，摆上食物的时候还要说“老爷爷老奶奶吃饭”，大概是祭神如神在的意思。大人还会叮嘱小孩，不要在祖宗面前说诳话。在我家，我妈是最虔诚的，我有时还会刺激她，在供飨的时候故意说“老爷爷老奶奶吃饭，你们不吃我吃啦”。

磕头主要是晚辈向长辈磕。鉴于我在村里的辈分很低，理论上大年初一要跑断腿、磨破膝盖的。但我内心一直抗拒磕头，在长辈的催促下，也只是不情不愿地跑最亲近的几家。看在我年少以及一直念书的份上，也没人跟我计较。

初一早上，天还漆黑，磕头的人群就上场了，有大部队、小分队，也有独行侠，走街过巷、出门入户、嘘寒问暖。看着这热闹的景象，我总觉得无厘头，难以代入，难以认同。回想起来，使我自外于村庄集体仪式的因素包括无神论、反封建意识、特立独行的冲动、成绩带来的优越感。

我是极少数派，即便同在念书的同龄人，与我意见一致的也不多。我曾向一位女同学抱怨“过年磕头太烦了”，结果对方却说“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过年不磕头，不是很无聊？”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磕头这件事还有“存在即合理”的成分。如果不磕头，这个年就不完整了，这么想似乎也有点道理。不过我的抵触心理并没有消除，毕竟我还有一个中二的执念——“男儿膝下有黄金”。

面对习俗，大多数人只是本能地遵循，不会去问为什么，甚至不会去想。老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凭什么你不一样？无论在哪个共同体里，随大流都是最省力也是最稳妥的生存策略。

村里大多数人对磕头还是比较积极的。就拿我爷爷奶奶那儿来说，几乎半个村子的人都会跑来磕头。我们是多姓村，但异姓之间也论辈分。磕遍全村的人不在少数。

人们也会议论，“磕头有啥用呢”，但议论不妨碍行动，我从来没见过自发的抵制。老年人普遍比较在乎，虽然他们也会象征性地劝阻一下“来了就行了，别磕了”，但对方只要回一句“一年一个的，该磕还得磕”，他们也就接受了，“行吧，那就磕吧”。

等磕完之后，再客气一下“那谁，坐下喝点水吧”，对方自然不会当真，“不了，还有好多家要跑呢”。

我后来渐渐明白，磕在地上不仅是头，更是心意。程式化的心意也是心意。老人们在乎的，是亲族邻里的热络与尊重。磕头这个过场，使人们自然而然地相遇、寒暄。或许列祖列宗的“注视”，还又使磕头及其附带的社交活动具有了些许严肃与庄重。

我并不准备从一名磕头的怀疑论者变成磕头的积极拥护者，只是发觉事情不像儿时想得那么简单。后来我学了一个名词，文化多元主义，似乎能为磕头习俗辩护。但我也知道，文化多元主义如果滥用也挺可怕的，裹小脚、三从四德都可以戴“传统文化”的帽子，人人喊打的女德班不就是这套把戏吗？

习俗与陋俗之间还是应该有个标准，磕头属于哪一类呢？谁有判断的资格？

在这个时代，磕头说出来显得不雅、落后、愚昧，但并没有野蛮、残忍的成分。它是一个宗族、一个村庄用以维系共同体意识的仪式。有时磕头还能解决邻里矛盾，两家人闹矛盾平时不走动了，过年一磕头，达成捐弃前嫌的默契。

只是践行这种仪式的人，更多是被习惯推着走，只能模糊地感觉到理当如此，并不能清楚地知道其意义。

斗转星移，当闭塞的村庄与外部的广阔世界来往越来越密切，当本地风俗遭遇外来的鄙夷目光，甚至当村庄本身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磕头礼又能维持多久？

2018年春节期间，有姑娘在天涯发帖求助《老公家是北方的，过年要给长辈下跪，身为南方人无法接受，不肯跪有错吗？》。女方认为这种拜年方式“很封建，有点侮辱人”，男方却认为女方应该入乡随俗，否则就是“不尊重他”。

从网络上看，面临这种“文化冲突”的南方姑娘还不少，相关讨论总是会滋生“北方人太可怕”的联想。所以许多北方人迫不及待地声明，“我们虽然是北方，但我们这儿过年不磕头”。这是事实，流行磕头的地区大多是北方，但北方不是铁板一块。

除了地域差异之外，北方的城市也不具备磕头的物质基础。在单元楼房里，轴子没有摆放的位置。小区邻居之间，更不可能论辈、磕头。

回到我家乡。磕头这件事正在遭遇挑战，这次的挑战者不是我这样的傻学生，而是在村里具有CCTV地位的大喇叭。这几年，大喇叭每年都在喊，过年不要再磕头了。这不是村委会的意见，而是基层政府在搞移风易俗。

在大喇叭的作用下，人们对磕头的坚持开始松动。有人说，别村早就不磕了，就咱们村还磕。但随着大年初一的鞭炮声响起，大多数人还是走上了熟悉的磕头路。虽然知道大喇叭不让磕头，但谁也不愿意做第一个改弦更张的人，因为在过去的观念里，不磕头意味着不懂事。

“上头”对磕头的介入不是第一次了。我小时候就听老人们说过，“破四旧”的时候不许磕头，甚至不许过年。老人们告诉我，大家还是会偷偷摸摸地过年。

历史资料显示，从1967年春节全国不放假开始，革命化春节一直持续到1979年。当时的口号是“移风易俗过春节，大年三十不歇脚”“干到腊月二十九，吃完饺子初一早晨就动手”。我相信，那些年里偷摸按传统方式过年的人绝不是少数。

不知道这一次的移风易俗，又会有怎样的穿透力和持续性。我内心也希望旧俗可以更新，该拜年拜年，该走动走动，只是不要下跪磕头了。但除旧容易布新难，现在的习俗穿越时间之海而来，但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先贤曾“制礼作乐”。现在谁来制作新礼，又如何推广呢？

旧事物还可能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走向毁灭。

我最近一次回家，听人们在议论，村子要拆了，大家一起“上楼”。临近处已经有村庄开始拆了，宅基地复垦成耕地，还归原主人所有。拆房子有补贴，地还是自己的，人们说这件事的时候仿佛觉得很划算。

没人意识到，在现行制度下土地用途的转变，会牵涉多么巨大的利益。正如没有人意识到，假如整个村庄像从未存在过一样突然消失，真正意味着什么。

同样一群人，生活在村子里，与生活在楼房里，必将构成完全不同的世界。说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不夸张。我预感到，包括磕头在内的一整套传统，会随着“上楼”进程支离破碎。

巨变就在眼前，人们依旧循着古老的节律生活。

变化不一定是坏的，磕头可能不值得留恋。但我能感知到，这些其貌不扬的村庄比肉眼看到的更深邃也更脆弱。一辈辈人的故事发生于此，埋葬于此。人们的性情与习惯，已经与村庄融为一体。挖过树的人都知道，地面下是怎样盘根错节的景象。

或许过不了太久，我就再也不必纠结过年磕不磕头，但这丝毫没有让我感到轻松。

(作者系澎湃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