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进七出”的家暴受害者们:有人报警无助,离家出走终被打死

法律难援：难以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

2016年2月14日下午，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门口，一个30来岁的妇女抱着一个两三岁的男孩儿不住地向楼里张望。因为是周日没办法接访，在得知她是因遭受家暴前来求助后，值班人员建议她拨打110报警。

在警方的帮助下，妇女和小男孩儿于当晚住进了朝阳区救助站。

这名妇女叫刘丽（化名），出生于1981年，山东招远人，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缺少父爱的她在2002年与丈夫黄刚（化名）结识，这个大她10岁的男人曾让她感到被呵护的温暖，认识没多久他们便同居了。

第二年，刘丽生下了女儿，虽然两人还未领证，但女儿的降生让刘丽不禁憧憬未来的幸福生活。然而，现实却上演了反转剧。两个月后，还在哺乳期的刘丽迎来的不是丈夫的嘘寒问暖而是他重重的拳头。

因为还在喂奶，刘丽没有反抗，忍了下来，以为可能是丈夫偶然的冲动，不幸的是暴力的行为愈演愈烈。自此以后，黄刚动辄对刘丽拳打脚踢，有时候觉得不解气甚至将她吊在暖气管上扒光了抽打；每次施暴，黄刚都刻意避免留下家暴痕迹，怕被外人看出。

2013年刘丽生下了小儿子。儿子出生后，家暴的次数稍有减少，但是黄刚依旧控制着刘丽。黄刚办了精神残疾的假证明提前退休，家里的花销全靠刘丽一个人负担，刘丽的工资、银行卡、身份证、手机、钥匙等个人财物、证件和通讯工具均被黄刚扣下。

言语侮辱、咒骂、拳脚相向，甚至当着孩子面对她进行性暴力……回忆过去13年婚姻生活，刘丽伤痕累累。

其实，从2003年开始，刘丽就曾四次逃跑，可很快被黄刚找到。回到家，黄刚下手更狠。一提离婚，丈夫便拿她的母亲和弟弟的性命威胁她。

黄刚一直怀疑刘丽出轨，可据刘丽透露，是黄刚在外面有外遇。

为了以后的生活，刘丽决定必须离开黄刚，2月14日当天，刘丽趁丈夫外出会情人，在大女儿的帮助下，这才抱着小儿子从房山区的出租房偷偷跑出。

2016年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当天，刘丽在律师和护工的陪同下来到房山区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同时起诉离婚。虽然刘丽的案子有妇联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支持，法院也十分重视，刘丽的遭遇不仅有派出所的笔录、救助站的证明，还有朋友邻居的证言、女儿的证明，但是法院依然认为证据不足，迟迟不肯发保护令。

“法院对反家暴法规定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理解还存在误区。”李莹表示：“设置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意义在于保护受暴人的人身安全，防止施暴人进一步进行危害受暴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只要有发生危险的可能性，法院就应当依申请作出，但是现实中法院需要高证据度的条件才会发文。”

在李莹的一再坚持下，法院说出了不肯发文的首要依据——刘丽身上没有伤。

在多番努力下，人身安全保护令最后还是拿到了。离婚心切的刘丽在法官的调解下与丈夫达成离婚协议，协议内容极不平等：女儿由刘丽抚养，儿子由黄刚抚养；房产、车以及大部分存款归黄刚所有；刘丽每月支付儿子抚养费600元。

然而剧情再次反转，调解当天那么坚决的刘丽不到半个月又回到了原先的家里。

“因为担心孩子。”刘丽告诉李莹。

这样的转折并没有让李莹太惊讶，她告诉记者，调查显示，一个受暴妇女平均需要“七进七出”才能彻底摆脱暴力环境。

“这就是受暴妇女特殊的心理状态——受暴妇女综合症的特点，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生活在恐惧之中，内心的煎熬和无助让她们觉得自己的丈夫只手遮天、无所不能，自己这一辈子都不能逃出他们的手心，这种特殊心理状态很难摆脱。”

据统计，自2016年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截至2018年11月，全国法院共审查5632件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案件，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仅3560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