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会满资本市场观点汇总-谈银行估值、谈监管和金融风险等

谈银行估值

去年11月17日，易会满在财新某会议上曾对全场分析师表示，“我想利用这次机会，跟分析师谈一谈怎么看待银行业的估值。”

他表示，“整个中国银行业的经营情况，在全球来看都比较好，我们做董事长的，也非常关注每一年、每一个季度的经营指标。”

言外之意或是金融从业者与市场分析师对于银行股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我建议，需要客观、理性地看待银行业，更需要用战略的、宏观的思维来看待银行业，还需要善于把握银行业的发展趋势与规律。”

对于如何对银行估值，易会满认为应当从三个方面考虑：

第一，要全面客观地判断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跟发展预期，“尽管有挑战，但中国经济在全球增长势头最快之一的大趋势不会变”。

第二，要全面判断金融科技对实体金融的影响。“我觉得，市场对这一点反映的不是很客观。”易会满说，不可能谁替代谁，也不可能你死我活。总体经过这五年时间的发展，现在的情况是各有定位，优势互补，是通过合作来共同推动金融业的创新发展，因为不管何种形态，尊重金融规律是硬道理，违反规律肯定受到惩罚。

第三，要全面客观判断资本及资产质量、净息差等商业银行经营的核心要素，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善于分析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我们还要善于发现中国银行业经营环境的特有优势，实际上大家比较一下全球银行业，中国银行业的外部环境比世界上很多国家要好得多。”

谈监管

易会满认为，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面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奉行互为共赢的开放战略，持续放开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他分析称，一方面，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市场改革不断深化，金融乱象治理取得了积极成果，将从多个维度重构金融生态环境。13亿的内需市场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将产生丰富的金融需求，将为银行创新发展提供广泛的空间。

另一方面，中国目前面临着“成长的烦恼”和“前进中的问题”：一是国际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剧，给银行经营带来更多风险；二是实体经济运行困难增多，区域、企业分化趋势加深，有可能向金融领域传导，这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阵痛期；三是金融科技发展带来创新动力的同时，也对银行传统经营理念服务模式带来了挑战；四是全球银行业金融强监管周期，中资银行走出去面临更大的合规压力与挑战。

对此，就未来银行业的发展，易会满从五个方面做了思考，他认为，一是要坚持服务本源，以金融的力量助推贸易投资自由化跟便利化；二是要进一步加快创新领跑，以科技变革推动银行再造；三是要坚持转型升级，加快由资产持有大行向资产管理大行转变；四是要坚持风险管控为基，全面加强合规与风险管理；五是要激发金融全要素的活力与效率。

易会满在11月2日的一场金融峰会上指出，商业银行应当加强信息共享，防范过度融资，优化市场风险预警体系，共同塑造稳定区域金融环境。

易会满在参加民营企业座谈会的在会后感言道：“六条措施，每一条措施我觉得都非常实在，那么总书记在这六条措施里面第二条是，提出如何进一步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里面的措施我觉得非常具体，任务也非常明确。”

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表态

易会满表示，民企融资难，不是难在银行体系的断贷压贷，而是难在流动性的压力。民企融资贵，不是贵在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的渠道，而是贵在各种新金融、类金融、民间融资等渠道。

所谓“融资难”，易会满判断，主要不是难在民营企业经营出现大面积实质性的变化，实际上是民营企业特别是大中型民营企业经营有进一步分化，有的是发展中的问题，有的企业可能会被市场出清；不是难在银行体系的断贷压贷，而是难在流动性的压力。这个流动性压力主要是直接融资和表外融资渠道受阻，包括发债困难、股权质押融资等等带来的一些风险，使个别民营企业的存量融资到期无法正常接续。实际上，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融资余额是增长的，授信也是保持基本稳定的，并没有出现抽贷、限贷等歧视性措施。

所谓“融资贵”，易会满认为，不是贵在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的渠道，而是贵在各种新金融、类金融、民间融资等渠道，这些社会融资渠道的成本高企，直接抬高了整个企业的债务成本。所以总的来看，解决这一轮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带有鲜明的阶段特征，要分清楚难在哪里，贵在哪里，才能够分类施策、分类指导。

债转股：是财务性的投资 而不是谋求控股或者收购

就债转股的签约情况，易会满谈到，民营企业债转股也是个新的尝试，工行现在已经跟近50家大中型民营企业初步达成意向，有6家企业进入实质性操作。工行的债转股是阶段性的、市场化的，是财务性的投资，而不是谋求控股或者收购。希望通过债转股，帮助企业优化财务结构，增强发展后劲，为企业、为市场增添信心、增强预期，同时有利于化解银行融资风险，也有利于银行取得合理的财务回报。

此外，易会满还强调，工行也建议监管部门探索民营企业的主办行制度，努力构建互利共赢、长期稳定的新型银企合作关系。现在很多民营企业有几十家融资对象，实际上当市场有点波动的时候，容易发生踩踏和恐慌，所以说主办行制度、联合授信，对保持比较稳定的、科学的银企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对部分民营企业的一些流动性问题，只要齐心协力，相信能够比较好地解决和帮助企业渡过这个难关。

10月30日，易会满表示，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融资余额是增长的，授信也是保持基本稳定的，并没有出现抽贷、限贷等歧视性措施。他还建议，监管部门探索民营企业的主办行制度，努力构建互利共赢、长期稳定的新型银企合作关系。现在很多民营企业有几十家融资对象，实际上当市场有点波动的时候，容易发生踩踏和恐慌，所以说主办行制度、联合授信，对保持比较稳定的、科学的银企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高度关注居民储蓄率 防止下降过快引发经济金融风险

易会满在8月30日举行的中期业绩发布会上表示，根据工行董事会、管理层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分析，我们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这是银行经营最大的定力。现在舆论对于国内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显性化有些过度反应。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和机遇没有变，发展态势向好的趋势没有变，我国经济韧性足、回旋余地大，我国经历过多次复杂局面的考验，积累了应对挑战的丰富经验。

易会满在2018年3月份“防控重大金融风险”分组会上表示，无论是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还是从金融配置效率上看，都应该高度关注居民储蓄率，防止下降过快引发经济金融风险。

易会满说，这背后还有三个因素值得关注，一是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加快了家庭财富多元化配置；二是金融科技的发展降低了财富管理门槛，加速理财市场成长；三是房地产行业吸引了大量居民资金进入。

易会满指出，居民储蓄率下降有其必然性，但带来了一些影响：一是居民储蓄率下滑过快不利于经济高速发展，在当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转结构方面，依然需要大量资金配套，现阶段经济增长需要维持比较稳定的储蓄率，这是支持实体经济的客观性；同时在我国整体负债水平上升情况下，较高的居民储蓄率提供了缓冲空间和安全垫，如果下降过快，会增加实体经济不确定性；其次，会降低金融配置效率，抬高实体经济的整体融资成本。第三，储蓄率下降过快，将加大流动性风险，影响货币政策传导。

针对居民储蓄率过快下降的问题，易会满建议，从战略层面、宏观调控、监管政策、市场引导等方面都应未雨绸缪，关键是正本清源，规范有序。

一是要回归资管业务代客理财本质，打破刚性理财；二是进一步加强各种金融机构的规范，比如货币基金有的具有投资、支付多重功能，有的无牌经营，存在高杠杆高收益高风险问题，要进一步正本清源，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质，厘清货币基金的真正属性和功能边际，杜绝监管套利，控制杠杆率，引导规范理性发展，坚持商业银行在金融配置方面的主导地位；三是加快推进资产证券化，完善配套政策，盘活信贷资产，增加资金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