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BoSports】：「专访」欧洲森林研究所所长：当今世界为何森林野火频发？

界面新闻：倡导生物经济一直是欧洲森林研究所工作的重心之一。总体来说，你如何看待生物经济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它将如何协助我们应对气候变化？

帕劳希：生物经济（bio-economy）是气候变化的最重要解决方案之一，它对应的是石化主导的经济（fossil-based material）。

我们知道，有两个与气候变化相伴随的重大问题；其一是能源，我们需要用诸如太阳能或风能之类的可再生能源替代石油、煤以及天然气；其二则是基于化石的原材料，我们现在使用的海量塑料、钢铁、水泥及诸如此类的其它材料，都是气候变暖的推手之一。人类在发展的时候，归根结底讲就是两大课题：获取足够的能源来维系生存，确保有足够的原料来制造产品。但发展带来的污染已经毋庸置疑。生物经济的要义之一，是以不含碳的天然可再生材料来取代一系列令碳排放增多的石化材料。从这个角度来讲，生物经济为“发展”和“污染”的矛盾提供了可持续的解决路径。

从石化主导型的经济转向生物经济，意味着我们赋予了生物资源（biological resource）以一定的权重和相关性。因此而吸引来的投资将提升生物垃圾的产出量。而生物垃圾的增多则意味着我们将能从大气中吸收到更多的二氧化碳，生物质正是透过水以及光合作用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并将其再度转化为生物质（biomass，指在可再生能源范畴内，它指能够当做燃料或者工业原料的、活着或刚死去的有机物。生态学范畴内的biomass另有不同定义，一般也译为“生物量”）。与诸如钢铁、水泥之类的碳密集型产品相比，生物基产品（bio-based product）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也较少。

界面新闻：关于生物经济似乎有这样一个悖论：生物经济提倡的石化替代品中，木材占了很大一部分。提倡多用木材作为原材料，也意味着要砍掉更多的树。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森林面积的减少会放大气候变化的负面效应。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多砍树还是少砍树？

帕劳希：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并不简单。它也是21世纪的一大难题。

我们需要把问题分成多个方面来具体剖析。首先，生物经济是解决方案的一个环节。我们需要用生态材料来取代石化材料（fossil-based material）。但如你所言，如果依旧像如今这样粗放式地使用原材料——这导致了塑料和矿物原料应用的指数级增长——那无异于杯水车薪。因此，替换掉钢铁和水泥，或者说用可再生材料取代不可再生材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我们还需要以更为高效且更加简单的手段来利用可再生材料。在使用木材以及其它可再生材料时，必须保持明智并注重效率。这也意味着改变眼下的某些材料利用方式。

例如，全球砍伐以及使用的木材当中有一半都流向了亚洲和非洲，且只能充当低效的生物能源。未来不能再这样运用木材了。我们应该通过太阳和风来取得能源。节约下来的那一半木材里的生物质则可以用来生产更具价值的产品，如纤维等。这里的关键在于，要高效地运用木材且找到正确的用途。如我刚才所言，全球使用的木材中有半数——大约有20亿立方米——都用在了做饭上面，其中的生物质遭到了严重浪费。

当然，人们总归要做饭，我们则要为之供能，但这种用法并非正道。我们应该向他们供应太阳能或其它类型的能源。省下的生物质则可用于纤维或建筑，以替代常用的聚酯纤维。你说对了一点，那就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木材。因此我们需要高效地运用木材并为之找到正确的用途。此外也需要增加全球的森林覆盖率。广大的森林是建立生态经济所必需的。我们必须多管齐下地提高林业管理水平。

砍伐树木是林业管理的必要环节，我们需要帮助森林适应气候变化，确保其中有适当的种群以及遗传成分。以此观之，对森林撒手不管也不行，那并非解决气候变化的良策，到头来它们将达到一定的饱和度，从而无法再吸收二氧化碳。但如果管理得当，我们就能维持该系统的正常运作并发挥其吸收二氧化碳的作用，省下来的生物质可用于制造储存碳的产品，最后则是森林的再生。这一系列因素所构成的可再生循环是较为简单的。

关键在于，要对这一循环有充分的理解并使之可持续。这并非易事，实现目标的途径是综合性的，既要管理好森林、扩展其覆盖范围，也要高效地运用石化材料的替代品，还要选择恰当的产品。

界面新闻：这样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数量上砍多砍少的问题，关键还是要在生态系统、生产过程以及植树等环节之间形成良好的整合。

帕劳希：正是如此。最重要的是优化管理。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把碳密集型的产品甄别出来，如钢铁、聚酯纤维和塑料。这三样产品或许是最适于用木材做替代的。就满足能源需求而言，这一解决方案在特定某些国家和区域里有上佳效果，且能发挥重要作用。具体落实起来不会像今天这样，如今半数砍伐得来的木材都没有得到高效运用。

如今，假如你在大众媒体上声称“为了给新建的公园腾出空间，我们需要砍掉一些树”，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抗议活动。在不少人眼里，砍树就等于对环境不利。

这种心情可以理解。我认为砍伐树木的主要动力并不来自林业领域，而是来自农业。森林大面积消失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公司需要开辟土地来种植诸如大豆之类的经济作物。如此一来我们就又回到了那些老生常谈：要养成更健康的饮食和消费习惯，选用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产品。

界面新闻：你提到了优化林业管理的作用。我们知道，欧洲是林业管理方面的先驱。我曾读到一个数据，欧洲有70%的森林都是私人所有的；但林业管理仍是一件公共性很强的事。欧洲是如何优化林业管理的？

帕劳希：欧洲这片大陆有相当悠久的林业管理传统，可以追溯到18世纪。

林业管理方法的发展令我们可以兼顾伐木和维系可持续循环的需要。但欧洲各地情况不同，管理模式也有类型差异。譬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广人稀、森林覆盖率高，该地的林业管理模式就跟欧洲其它地方很不一样，其规模要大得多。他们可以大片地砍伐森林然后又重新植树。比较而言，中欧人口众多，对林木的需求量也大，他们的模式就不像北欧那样大开大合，不如用天然林管理（nature forest management）来称呼这一模式。

如你所言，欧洲大部分森林为私人所有。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私人所有者会负起管理责任，他们会把森林视作祖传的产业来加以维护，给下一代人留下一片绿荫是他们的内在关切。当然，不同国家的模式有别。某些国家甚至要求森林所有者必须制订相应的林业管理计划。

计划还需要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核，之后才能正式施行。但诸如芬兰这样的国家甚至连林业管理计划也不会要求，当然森林所有者可以在公共部门那里取得支持，诸如有关砍伐的方式、时间以及如何存放之类的建议。

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在所有欧洲国家，公共部门都会提供诸如咨询这样的支持或对林业管理实施监督，以确保其可持续性。这些做法由来已久。某些时候它们也有激励作用。如果主动向政府展示自己的林业管理计划，你也许还能拿到一笔补贴。差异之下也有共性。另外，东欧的大部分森林也不是公共所有的。林业管理的有效性取决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以及不同的道德观念。

界面新闻：近年来，森林大火多次进入公众的视线。近日的美国加州山火、今年夏天的希腊海边大火，都带走了很多人的生命也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在你看来，这是由于森林火灾风险明显增高、还是因为现在的媒体曝光度更高了？

帕劳希：如今的森林大火更为频繁且毁灭性更强，无关媒体曝光度。我们现在可以说是祸不单行。

今年7月22日，葡萄牙、希腊、德国、瑞典和挪威几乎同时发生山火，这是相当少见的。以往只有地中海周边和南欧国家才会面临此类问题。如今，由于气候变化，它成了波及全欧洲的问题。可以说我们如今生活在一种火灾频发的“新常态”之下。不难发现，拐点是显而易见的。气候变化的影响不是线性的，情况无非是：过了某个拐点之后，麻烦就会接二连三地发生然后引起我们的关注，如今的火灾就是明证。它表明我们已经处在某种转折点上。

为什么当今的世界会达到火灾不断的拐点上？首先，气候变化的影响当然毋庸置疑。目前的温度水平下，火灾增多在所难免，火灾高发季的时间也变长了。如今秋天也会有大火，足见其绵延之久。由于长期干旱，植物的含水量也在下降。第二，不少地区对乡村缺乏管理乃至于干脆遗弃。60年前乡村人口居多，有足够的人来照料森林。这群人现在迁到了城市，森林也就开始了疯长。在欧洲，森林覆盖率大增。这意味着有大片森林无人管理。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中的生物质也不断增长，温度的增高使其进一步扩张且因此而积聚更多的生物质，这就为大火埋下了隐患。

森林野火频发是由气候变暖和乡村衰落共同导致的。最后，火灾需要氧化过程，需要用于加热的能量来点燃和催发。如今在气候和乡村衰落的双重影响下，大火的一系列条件都具备了。这恰好是我们对生物经济抱有信心的原因之一。它通过加强林业管理来提高收入和经济价值，进而降低火灾风险。

界面新闻：其实现在每次发生大火，我们都仍会感到难以置信：到了21世纪，居然还会有如此多的人死于突发性的火灾，我们原本以为这种问题理应在几十乃至几百年前就已经不存在了。对此我们能够——诸如从管理、政策或提高防灾意识之类等方面——采取怎样的对策？

帕劳希：为应对森林火灾，相关的政策必须有大刀阔斧的改革。过去二三十年当中，我们把大部分的火灾防控资金都用在了灭火（fire extinction）上面，但这却引发了更严重的问题。为何如此？火灾在政客们眼里不过是法律风险，他们把许多钱砸在灭火上，但却不事先投入资金来做好林业管理。消防员编制膨胀，器材种类繁多，灭火可以说是轻而易举了。但许多火灾——尤其在地中海气候区——本身也有一定益处，其中大部分属于低密度型，可以起到削减生物质的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灭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同时也积累了巨额的生物质。接下来，当抵达某个临界点之后，如果某一年天气特别炎热，那火灾就避无可避了。

因此，我们需要发展一套应对火险的新方法。与其砸大笔钱在灭火上，不如加大力度做好林业管理、支持生物经济，做好提前防范，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样一来生物质将会减少，火灾也会更易于扑灭。我们需要鼓励人们建立一种更具恢复力的森林景观，使其能更好地适应眼下的新气候。

这意味着一场范式的转变。我们要抛弃目前的一系列做法——不妨想象一下，你因为整天久坐而犯上了诸如肌肉酸痛这样的健康问题，然后我告诉你说，解决方法就是吃止痛片，只要不断吃药就不会痛了，结果你久坐的时间反而更长。这样只会把问题搞得更糟。身为医生，我应该这么说，“我不会给你开止痛药。你需要起来运动，多多锻炼。”这才是我们目前真正需要的。我们不能没完没了地依靠止痛片，它只会让你对当前的错误做法不加注意。总之，我们需要在预防和森林管理方面加大投入。

森林大火发生之后，各大媒体经常会表示“这是一场猛烈的气候变化，”但随后就提出“也许我们需要更多的消防员，”接下来则是政客们的表演——不能这样，我们要把握问题的根源才行。但我从未见到人们有多少反思。大众对此所知甚少，我们必须加强知识普及。

界面新闻：您正好提到了向公众进行知识普及：作为一个智库型的研究机构，欧洲森林研究所如何跟政策制定者、科学家、媒体、公众等不同群体打交道？有怎样的机制？

帕劳希：身为研究机构，我们的任务固然包括生产新知识，但主要的目标还是促进沟通以及把知识带给公众，进而推动社会变革。

政客和记者在社会中有类似于扩音器的作用。为了跟他们合作，我们首先会推出政策制定者和媒体都能读懂的报告，其次我们开设了一个名叫“思想森林”（ThinkForest）的论坛，由瑞典前总理约兰·佩尔森（Hans Gran Persson）担任主席，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他在政界人士中有一定的威望，并且熟悉和他们打交道的路数。

以论坛为基础，我们每年会在欧洲议会或某些国家组织4次左右的活动，邀请政策制定者、各部委的部长、委员以及议员。科学家也会来。我们会就各类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进行辩论。我们和他们开会，探讨他们所面临的政治问题究竟是什么，收集科学知识并形成报告，最后提供给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我们的团队里也有来自媒体界的人士。当今的世界被后真相政治、假新闻充斥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科学家、记者和政治家之间的畅通交流十分必要。

界面新闻：你最近刚来过中国。欧洲森林研究所现在与中国这边的机构有合作项目吗？

帕劳希：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上次来是两年前。现在欧洲森林研究所确定了研究的次序，为理解中国各方面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搭建起一个框架，中国也与全球生态经济的发展以及欧洲生态经济的诸多影响息息相关。我们有一位中国籍专家来专门负责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其中确定了三大合作重点以及一项未来的联合研究。首先是生物经济，理解欧洲与中国发展生物经济的潜能，以及它最能发挥影响的领域之所在。其次是恢复力（resilience），它关乎乡村和城市的森林在因应气候变化中的角色，以及如何在城市做好森林规划、充分利用树木以及木制建材，来让城市在气候变化中更具恢复力，更易于适应。最后一项则是可持续的林业管理，它能有效激活生态经济，同时还能增强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这关系到水体、生态多样性、土壤等多个方面。

这些合作重点也紧贴中国国情。以城市面对气候变化的恢复力为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极为迅猛，如何减轻城市的碳排放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如今其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是建筑业。从全球看，建筑活动在总的碳排放量中占到了40%。为何如此？我们使用的材料耗能极大且具有碳密集（carbon-intensive）的特性，如钢铁和水泥，每生产1吨钢铁便会产生1.7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1吨水泥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则是1吨，其后果不言自明。因此，未来的要务之一，就是改变我们建造城市的方式，采用诸如木材或全竹材料这类可再生材料，也只有这两种材料的体量才足以有效地减轻全球建筑行业的能源消耗。中国的钢产量和水泥产量在全球范围内均占据了半壁江山。不难想见，如果中国决定用可再生材料来换掉钢铁和水泥，其后果将极为深远。

（界面新闻驻欧洲记者发自巴塞罗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