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戴光斗（后排左3）和新华厂同事在西南革大学习。
今年90岁的戴光斗先生曾任重庆新华印刷厂厂长（早前报道《重庆珍档丨他曾任重庆新华印刷厂厂长：从桂林逃往重庆，我睡在棺材板上》）。戴光斗祖籍广西桂林，1942年进入因抗战撤至桂林的《大公报》社当印刷学徒，在《大公报》这个文化大家庭中一路成长。1944年9月12日，印制桂林大撤退前《大公报》最后一期报纸后，戴光斗九死一生，随报社最后一批员工逃往重庆。1949年后，戴光斗随《大公报》印刷厂并入新成立的重庆新华印刷厂，完成过《红旗》杂志在重庆和北京同时印发、7个月内印制十卷本《巴金选集》并同时上市等不可能的任务，颇多建树。我们将用三期专栏打望戴老爷子传奇般的大公和新华印务生涯。
粗鲁人
戴光斗1945年9月到重庆《大公报》，就住在佛图关下李子坝的大公报印刷厂职工宿舍里面。他说：“听说重庆《大公报》原来在白街，遭日本飞机轰炸了，才搬到李子坝。重庆环境，我根本不熟。重庆人一讲话就‘给老子给老子’的，我也很不习惯。后头我认识了厂里打纸型的唐炳铎，他是天津《大公报》的老人。他觉得我比较斯文，跟那些人不一样，我们就聊天。我说重庆人怎么搞得这么粗鲁？他说你不要这么说，自古巴蜀出了很多文明人。我也觉得他说话跟一般的工人师傅不一样，有点板眼。他说你还是读点书，写写日记。他借我看的书是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在大学》，很接近我的生活，对我的触动很大。”
唐炳铎思想比较进步，跟新华日报的女记者杨刚很熟。“有一天，唐炳铎对我说，你应该换个工作。他想把我介绍到新华日报去。当时在重庆，要进新华日报工作的人，必须有杨刚的名片和签字，碰巧她刚到美国去了，这事就没干成。抗战胜利后，老唐就第一批复员回天津去恢复《大公报》了。他走的时候，我哭得不得了。”
野球队
桂林《大公报》和重庆《大公报》的感觉，好像是两回事了。“桂林《大公报》是一个大家庭，到了重庆就不一样了，工人是工人，职员是职员，分得清楚得很。工人的厕所，职员的厕所，那是绝对不能搞混的，职员的工资也比工人高得多。”
但戴光斗的工资一个人用，也绰绰有余，还养了一个野球队。“我的业余爱好就是打篮球。在桂林，我是从小在街上踢野足球。广东有个球王叫李惠堂，40年代，他在桂林踢球的时候，我们就跟到他的屁股后面转。重庆很不容易找到平坝子，所以打篮球比较盛行。当时重庆有个很有名的辎重16团篮球队，在全国打得很好的，我们《大公报》有一个球队，在重庆也打得不错。我们也想打篮球，但跟不上他们的水平。我就承头和师兄弟自己组织了一个球队，因为我花的钱最多，他们就说干脆你取个戴光斗球队，我说那不行，就取了个名字叫迈。当时重庆，这点很好，你组织了一个球队，只要到夫子池运动场去报名，礼拜天就安排你比赛。我们也去比赛过，我打前锋，打一场输一场。”
1949年以后，除香港《大公报》保留之外，全国各地的《大公报》全部关停并转。“1950年5月，李子坝《大公报》印刷厂的厂房、设备和部分人员，全部划给新华印刷厂，新华厂是把30多个大大小小的印刷厂收拢来挂牌成立的。我也过去了。最先，大家都不愿意转过去， 军代表就给我做工作。我有在桂林打的那个进步文化的底子在，也积极，我也想进入革命队伍。我就给大家宣传革命道理。动员了大约有100多人过去，人还在李子坝，但是身份变了，当时叫进国营厂。厂里头也把我第一个派出去读革大。”
印毛选
1950年代的新华厂叫西南新华印刷厂，管云贵川藏的印务。“社会印件一律不接，就是管印书，教科书、政策文件。当时新华社的社论，除了报纸登以外，还要出单行本，也叫活页文选，有些是不过夜的哟，今天出了，明天就要跟到印出来。在印刷方面，我分管铅印车间，不分昼夜，也不知道累，吃住在厂里。为了鼓励生产，我第一个画生产图表，哪个做了什么，哪个的工作量完成得怎么样？小红旗往上面一插，那个鼓动性相当大。”
西南局后来撤销，西南新华印刷厂改名重庆新华印刷厂。“1953年以后，列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就搬到杨家坪来了。第一台机器是我带过去亲自组装的。当时我们厂在全国都算好的，现代化的苏式厂房，地盘大，绿化相当好，别人把我们厂误认为是公园，公园化的工厂。”
新华印刷厂专印被称为“重大任务”的印刷件。“凡是接到重大任务的印刷件，我们都很紧张。后来印毛主席像。那时印毛主席像，不是随便哪个单位都可以印，最先只有北京、上海可以印，文革以后，重庆才开始可以自己印了。”
戴光斗之子、摄影家戴前锋，从小就在父亲的厂里，在纸张、油墨和铅字之间灯晃。他说：“我还记得文革时，只要中央新的文件下来就要印刷，就要选人。选起的人，全部戴起牌牌，才能进出车间，那个车间完全封锁，不是哪个人都可进出的。”
“第一次接到印毛选的任务，搞得好紧张哟。市委宣传部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毛主席著作办公室，那个主任和出版社的社长、我们的厂长、书记，一起把任务交给我。任务艰巨光荣，要选最好的设备，最可靠的人。再就是质量标准。虽然纸型是北京发来的，不用校对文字，但纸面和印面，都要校对一下，因为怕纸张上有尘埃，有颗粒。出了错误就不得了。”
所以，最后还是要校对，校对阵容也相当豪华。“全部从大学里面调讲师、教授来当临时校对。印一张他们就看一张，一页一页地读。印前打样也要校对，印的过程当中，每印到3千张或者5千的时候，也要抽样出来看，就怕有颗粒把版子压坏了；装订完了之后还要看一道，是不是有错漏。”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图/刘景活喜马拉雅书店提供
重庆珍档丨他曾任重庆新华印刷厂厂长：从桂林逃往重庆，我睡在棺材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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