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郴州人邓自和一家的命运在十四年前发生转变。2004年农历8月23日上午，广州市增城区沙庄的租屋内，妻子在厨房准备午饭，不到两岁的儿子邓云峰在门外坐着玩耍，邓自和则在数百米远的工厂厂房内上班。
租在二楼的“邻居”张维平悄悄走到门口，抱起邓云峰就走。十几分钟后，当邓自和的妻子回头呼唤幼儿时，张维平已经带着邓云峰消失得无踪影。
往后十多年，他们未再见过这个“不上班，鬼鬼祟祟，老是叫儿子去超市买零食吃”的邻居。再一次见到张维平，是在2017年1月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张维平等人拐卖儿童案一审开庭。
邓自和一眼认出了坐在被告人席上的张维平，就是当年那个租在隔壁一个多月的“邻居”。
宣判后，被拐儿童家属在法院门口合影。南方日报记者张迪供图
2018年12月28日，张维平等五人拐卖儿童案一审宣判。参与拐卖儿童九人、九宗的张维平以拐卖儿童罪被判处死刑，其余四名被告人，周容平死刑，杨朝平、刘正洪无期徒刑，陈寿碧有期徒刑十年。
被判死刑的人贩——
四次入狱，两年拐卖9名儿童
张维平，男，1971年10月3日出生于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初中文化程度。本案判决书显示，张维平四次入狱，一次因为盗窃罪，三次因为拐卖儿童罪。
1999年7月19日，张维平因犯拐卖儿童罪被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2003年2月19日刑满释放；
2007年3月2日，因犯盗窃罪被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2007年9月26日刑满释放；
2010年5月31日，因犯拐卖儿童罪被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2015年8月1日刑满释放；
2016年3月11日，因拐卖儿童案被羁押，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5日被逮捕，至今羁押于广州市增城区看守所。
红星新闻记者获取的案件资料显示，1996年，张维平来到增城一家化纤厂打工。在这段时间，时常听到有老乡说起拐卖儿童“赚钱”的事情，心里开始打起算盘。
一天，一名叫“陈英”的女性把张维平带到东莞石碣镇，指着马路边的一个小男孩问他：“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孩子卖掉？”张维平答应了。那天，男孩边上还站着一名女子，“陈英”告诉张维平，该女子是男孩的母亲。
半个多月后，张维平便被警方抓获。1999年7月19日，他因拐卖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此后，他多次入狱，半生在狱中。
因2005年1月拐卖儿童申聪一案同伙落网，张维平被供出，2016年3月11日，张维平落网。
随后发生的事情令人错愕：张维平落网后，供述了从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两年间，在广州市增城区、惠州市博罗县拐卖儿童九名的罪行。
相似的手段——
租在隔壁，刻意搭讪，趁人不备抱走孩子
据案件资料，2005年1月4日上午10时许，周容平、杨朝平、刘正洪、陈寿碧经商量策划后，来到增城区石滩镇的出租屋，由周容平、陈寿碧在楼下把风和接应，杨朝平、刘正洪携带透明胶、辣椒水等工具闯进该出租屋三楼305号房，将房内租客于晓莉捆绑、控制后，强行抱走于晓莉的儿子申聪。那一天，申聪1岁零1个月。
随后，杨、刘二人将申聪交给周容平、陈寿碧藏匿，再由周容平将申聪交给张维平贩卖，张维平以13000元的价格将申聪贩卖后，将所得赃款中的10000元交给周容平及其他同案人分配。申聪至今下落不明。
在申聪父亲申军良的回忆中，这起拐卖儿童案件有更清晰的细节。
13年前，申军良在广州市增城区打工，在工厂附近租住了一间屋子，妻子于晓莉在租屋内照顾刚满1岁的儿子申聪。申军良记得，当时，住在同一层另一间屋子里的周容平、陈寿碧夫妇时常来逗孩子玩，“他们总共住了一个月左右，也不上班。”
10月25日，申军良在当年租住的出租屋前。2005年1月4日，其子申聪在此被人贩子抢走。
来自河南的申军良，只在茶余饭后与人闲聊时，听说过有儿童被拐的事情，但从未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家头上。后来他才意识到，周容平夫妇租在他家隔壁，其实是在踩点。
2005年1月4日上午，申军良在工厂上班时，周容平等人闯进申军良家，把申聪抢走，坐上事先准备好的摩托车逃走。
红星新闻刊发于2018年10月26日的报道《9名儿童被拐卖，家属：我给他吃，给他住，他竟抢我儿子》中，多名被拐卖儿童的家属，向记者勾勒出人贩子几近完全相同的手法：只抢男孩，选择出租屋下手，租在目标对象附近，主动靠近家属和孩子，获取家属和孩子的信任，伺机而动。
相关案件资料中，则以“到XX出租屋附近租房居住，刻意搭讪XX一家，趁家人不备将孩子带走”的相同表述，一一记录下张维平其余的8起拐卖儿童案。
神秘中间人“梅姨”——
每次介绍费1000元，至今未归案
张维平供述，2005年1月，周容平带着男童申聪找到他，让他帮忙“找人卖掉”。随后，张维平给“梅姨”打电话，“梅姨”带着他和男童，乘汽车到河源市紫金县，在车站附近的一家饭店见到买主，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和一个年约五十岁的妇女。
在饭店吃饭时，收养男童的夫妇问张维平“小孩是怎么来的”，张维平答“是我和女朋友生的”。拿了钱之后，他和“梅姨”便走了；在路上，张维平给了“梅姨”1000元介绍费。
在张维平的供述中，其余八名被拐儿童，均是通过“梅姨”作为中间人完成交易，除一名男童被贩卖到惠东县大岭镇，其余每一起交易，均是在紫金县完成，每次均给“梅姨”1000元介绍费。
2003年，刑满释放的张维平来到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在镇上的一家小店，店里两名七八十岁的老人听说张维平因拐卖儿童坐过牢，便介绍他认识了“梅姨”，一名“行里人”。
认识了“梅姨”后，每隔数月，张维平就拐一个儿童，经梅姨之手卖掉。张维平不说孩子是从哪里来的，“梅姨”也从不过问。在张维平的供述中，每个男孩12000元，除去给梅姨的1000元介绍费，张维平能拿到11000元。
警方根据嫌疑人供述，画出的嫌疑人“梅姨”画像。
2017年11月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判张维平等人拐卖儿童案，有受害人家属质问张维平“为什么要偷走我的儿子？”张维平当庭回答，偷孩子不为别的，就为卖钱。
据张维平供述，“梅姨”当时约四十五六岁，短头发，讲粤语，语速较快。此外，他不知道“梅姨”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
2017年6月中旬，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向社会发布征集线索的通报，公开了“梅姨”的模拟画像。至今，“梅姨”仍未归案。
本案相关资料中，用同样的话语记录下9名被拐儿童的现状：“被害人某某至今下落不明。”
心情矛盾的家属——
“他死了，线索就断了”
2018年12月28日上午，张维平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判决书中称，张维平拐卖儿童人数多、时间长，被害人至今下落不明，主观恶性极深，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害性极大，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应予严惩，其归案后虽供述了部分同种罪行，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被拐儿童申聪的父亲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法庭宣判时，他死死盯住张维平等五名被告，看到张维平始终表情漠然，法官念到“判处死刑”时，张维平表情亦毫无变化。
当被问及“是否上诉”时，张维平很快回答“不上诉”。
法院同时判处周容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杨朝平、刘正洪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陈寿碧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人民币三千元。
判决书内容。南方日报记者张迪供图
法院认为，被告人张维平、周容平、杨朝平、刘正洪、陈寿碧拐卖儿童，其行为均已构成拐卖儿童罪，依法应予惩处。其中张维平、周容平、杨朝平、刘正洪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依法应当分别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陈寿碧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且张维平曾因拐卖儿童被判处有期徒刑，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
申军良说，被拐儿童家属们的心情是矛盾的，既想让张维平受到法律制裁，但又怕他死。“他死了，线索就断了。”申军良说：“因为‘梅姨’还没有找到，我们怕到时候没人指证。”
这些被拐儿童的家属始终不愿意放弃寻找孩子。
申军良制作的寻子海报。
此前，多名家属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不希望现在判处张维平死刑，因为中间人“梅姨”和被拐孩子均未有下落，他们仍对张维平提供更多线索抱有希望，“我们家属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要判人贩子死刑，而是要找到孩子。”
这一次宣判结束后，申军良告诉红星新闻，他不想让张维平太早被执行死刑，他依然想留住找回儿子的一线希望。
END
红星新闻记者丨王剑强
编辑丨冯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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