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江南是中国最现代化、也最具独特文化精神的地区。这片坐拥江河湖海的鱼米之乡，自宋代起工商繁盛，文教发达，中外交汇。
传统与现代的漫长相遇，让江南成为理解古老中国如何转型的绝佳窗口。
澎湃新闻记者寻访了苏州、无锡、朱家角、湖州、余杭、绍兴、宁波、舟山、金华、兰溪、衢州、温州等地各色江南市镇，用人文主义的目光，穿透俗世想象，凝视江南古今之变留在普通人命运中的真实轨迹。
三十多年前，杭州市余杭区中泰乡的铜岭桥村只是一个寻常的江南山村，村民一度饱受田地匮乏之苦。而如今， 铜岭桥早已在民乐圈内声名远播，不仅在2011年获得“中国竹笛之乡”的称号，更成为了中国民族乐器制造业版图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400多户人家组成的村落，目前有170余户从事竹笛制造及附加产业，每年生产的竹笛达到500多万支，销往全国及海外。去年一年，仅网络销售额就达到两亿元，村民的生活自然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铜岭桥一带山坡上生长的苦竹是做笛子的上佳材料。本文图片均为朱凡所摄。
铜岭桥与竹笛早有宿缘，据江南笛王赵松庭考证，元、明、清历代皇室都曾派乐匠到余杭中泰伐竹制笛。明代律学家、朱元璋九世孙朱载堉的《律吕精义》中也曾提到，制笛以“余杭县南笔管竹最佳”。笔管竹就是铜岭桥一带山上自然生长的苦竹，因为节长体直、质地坚硬，无论是做毛笔还是竹笛都是上佳的材料。
历史上，苏州笛独领风骚，近代以来，上海笛后来居上，而铜岭桥一直仅仅作为原材料的产地存在。三十多年前，一位“贵人”的到来改变了这样的局面。1984年冬，上海制笛师周林生来到铜岭桥寻访做笛子的材料，看到漫山遍野的苦竹兴奋不已，失足从山上滑落受伤，被村民董仲彬所救，伤愈后因感激乡亲们的悉心照料，决定将自己在上海学到的制笛技术传授给他们。周林生在《苏州笛 上海笛 中泰笛》一文中写道，中泰笛是“中国笛千百年来的历史回归”。
周林生带来了技术，引入了资源，但铜岭桥竹笛产业的形成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以及积极参与其中的村民们同样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后，150公里外的义乌提供了有保障的销路，对外贸易、会展业的兴起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到了19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正式确立，国营大厂逐渐退出笛子制造业，后起的铜岭桥成为了新的行业中心。2000年以后，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兴起，艺术教育和民族乐器的普及，以及当地制笛工匠和国内演奏大师们的密切合作，铜岭桥竹笛的发展如潮水般一浪高过一浪。
铜岭桥的村民们是潮水的组成者，他们不是随波逐流，而是顺着潮水前进的方向，在你争我夺的竞争中奋勇向前。1971年出生的丁志刚是其中的一名佼佼者：他是最早开始做笛子的那批人中的一个，也曾转行做过清闲体面的公务员，又在市场化大潮下毅然下海，成为村里第一个开上“大奔”的乐器厂老板；他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泰竹笛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是擅长改良机器、研制新品的能工巧匠。丁志刚的个人经历构成了铜岭桥制笛业发展史的一个切面，同时也体现出个人在某些节点如何成为了历史的推动力。下文将通过丁志刚的讲述，为读者呈现这个浙北山村的三十年创业之旅。
丁志刚。
联营厂、个体户、产业链：制笛业背后的经济体制变革
铜岭桥竹笛的发展其实就是30多年的历史。1985年的下半年，我初中毕业，算是第一批做笛子的人。中泰过去是没有竹笛产业的，但漫山遍野都是竹子，每家每户都有竹林。每年冬季，会专门有人来收购，按照竹节的长短分成几种规格，竹节越长的定价越高，但都很便宜，可能就是几毛钱一根竹子。村里的经济就是靠卖竹子，还有一个竹器工艺厂，做一些书架、屏风之类简单的竹制品 。
那是1985年，当时的村长董仲彬跟上海的一个叫周林生的笛子老师关系很好。周老师让村长在村里找几个小年轻来做一批笛子，由他负责销售。村里开始做笛子以后，就把好的材料留下了，过去每年来这里收购竹子的厂家就提出，能不能在铜岭桥办一家加工厂。周林生自己就是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乐器顾问，最后由他牵线，在铜岭桥开办联营厂。在1986年4月份组织了一批小年轻，去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学习做笛子，我们一共17个人去上海培训了一年。同时村里就在造厂房、安装设备，第二年回来就开始做笛子。铜岭桥大规模地做笛子就是这时候开始的。
当时是计划经济、集体经济体制，上海的订单下来，我们就按照订单的要求生产，那时候连烧的柴火都是从上海运来的。上海厂来了三个老师傅，最长的在村里住了有七八年时间，负责这里的生产和质量。大概到了1993年的时候，市场不是特别好，有了淡季和旺季，工厂开始每年放几个月假，有些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就出来了。
那时候，我正好看到中泰乡人民政府在招公务员，就去考了，考上之后在余杭区广电工作了7年。那时候的公务员很清闲，基本上就是一张报纸一杯茶，时间久了觉得有点无聊，加上看到当时一起在联营厂做笛子的很多人都自己办厂了，就决定下海创业。
董仲彬是1991年左右开始单干的。他的儿子董雪华也在厂里干过，他村长卸任后，就办了厂，还是由周林生老师代销，他们的厂名和品牌取了“林生”的谐音，叫做“灵声”，一直沿用到现在。到了2000年，村里已经有了10多家乐器厂，实际上就是当时到上海培训的那批技术骨干，只有这些人整套工序都会做，才有能力出来自立门户。
做一支竹笛，从选料到能够演奏，有40多道工序，烤竹子、定调、划线、打孔、校音都是比较关键的步骤。加上后期的一些装饰性的工序，例如上漆、缠线、镶饰等等，大约需要50道工序。
经过烘烤的竹子。
以前，光打孔就是一个技术门槛。笛子上的孔是椭圆形的，当时的机器只能打出圆孔，要把圆孔手工挖成椭圆形非常麻烦，也只有这十几户人家能做。2004年5月份，我通过钻研，改进了联营厂的机器，把可以打椭圆孔的机器造出来了。那时候面向所有笛子厂家做加工，一根5毛钱，生意好得不得了。这样一来，做笛子的门槛降低了，厂就雨后春笋一样地办起来了，2004年就发展到了20多家，2005年变成40多家。
家家户户都做笛子以后，还带动了一些附加值产业。比如铜套、牛角、袋子、笛塞。不要看一个塞子才几分钱，但铜岭桥一年做500多万支笛子，塞子一共就两家厂在生产；我做的打孔机器是机械化的，现在有电脑打孔，一根5毛钱的话，一年就是250万，分到5家或者6家；装配一副牛角的工钱是三毛钱，一个工人一天最多可以配3600支，一天的工资就是1000多块钱；也有专门做营销的人，像我们这个店，他今年帮我们把营业额做到200万，可以拿20%的利润。
铜岭桥村有400多户，1600多口人（铜岭桥村现在和巴家桥村合并成了紫荆村，但做笛子集中在铜岭桥），算上附加产业，有170多户、1000多人从事这个产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铜岭桥竹笛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80%以上。去年统计过，光是网络销售就有两个多亿。
随着笛子产业的发展，明显可以看到，从2001、2002年开始，虽然村里的路没什么变化，房子变了。我们前两年做过统计，从前面那个牌坊到后面的水库这一公里的地方，每年都有20多栋新房子在造，这两年可能少一点。
从义乌到淘宝：小竹笛背后的大市场
刚开始销售不成问题，做出来都卖到义乌。因为大的厂家做出来的笛子质量都没有我们这些小户好，所以我们的笛子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很受欢迎。后来做笛子的多了，义乌市场趋近饱和，收购的价格偏低，我们就自己出去跑销售。白天在城市里面跑，晚上在大巴车上睡觉，第二天到一个新的城市继续跑。我们铜岭桥的人有多会跑，我就举一个例子：湖南有一个地方，当地风俗是人过世后要烧笛子，连这个业务都被我们接过来了。
还有一个途径就是各种展会，例如去广州、北京参加广交会、文化产业博览会等等，这样来推销自己。包括最近这几年，像上海乐器展、广州乐器展、北京乐器展这三个国内最大的乐器展，这边所有厂家都会去参加。
最早开始网上销售是2003年。当时因为非典，大家都在家里。那时候阿里巴巴做过一个诚信通的平台，注册以后每年交1000块钱，可以在上面发布商品信息，买家看到图片后打电话订货。2009年，我开始跟跑销售的时候在深圳认识的朋友合作，他们把我的产品拿到淘宝上去卖，那时候铜岭桥做网络销售的还没几家。
2011年，中泰街道的成人学校给我们做网络营销培训，请了一个杭州的老师来讲课。我记得很清楚，就在我们村里的会议室，下面坐了60多个乐器厂老板。他用现场教学的方法，把电脑打开，在淘宝上搜索“竹笛”，排在第一的是一个江苏人，一个月的销量是两千多支，单价是22块8。 排在第二位的月销量是580多单，单价是158块钱，他说这个是能赚钱的。那个网页上没有直接写名字，但写着“二十年的制笛技术”，一推断就知道是铜岭桥这里的 。一点进去，“丁志刚”三个字跳出来，下面的人马上“哇，一个月卖500多支哦”。
那还只是其中一款笛子，总量可想而知。我也是因为销量大了以后才会想去做打孔机器的。量大了以后就觉得手工做太慢了，跟不上销售了。这个机器做出来以后，一天可以打四五百根，手工做的话100根都做不了。从2011年到13年、14年，淘宝上一下子增加了40多家，全都做网店了。
做的人家多了，竞争当然是有的。我们总是希望创新，但一直在被模仿。上次推了一款1688的笛子，一个月有五六十个单子，人家看我们卖得好，做了一款一模一样的，卖168。决定一支笛子价格高低的因素主要包括原材料的好坏、音色和制作者在业界的口碑。现在我们是按照品牌的营销方式，不打价格战，专门做我自己的品牌。作为一种乐器、一种艺术品，刻上名字就是表示一种对自己的作品负责的态度。
不过，这个市场肯定是越来越大的。我前天跟徒弟们吃饭的时候还跟他们说，你们不用愁，现在放开二胎了，七八年以后学笛子的人又比现在多了30%。在艺术教育普及的大潮流下面，像笛子这样又小又容易上手的民族乐器是很受欢迎的。大的民乐培训机构，像苏州德馨文化艺术中心，每年招生季有1万多学生报名，去年一年就卖了20000多支。
别看笛子这么小一个乐器，真正要学好的话，比钢琴还贵。一根笛子从100块钱开始到几千块钱都有的，100块的笛子吹到3级的时候可能感觉到音色不够好了，要换三四百的。但是笛子有很多种调，如果全都做齐的话有二十多种，常用的就是CDEFG五个调，按400一根算，就是两千。后面学得好了，要买降B大G，一根就要上千块。现在一台普通的钢琴8千8，一次性投入终身可以用。一个吹笛子的人包里至少有二三十把笛子，如果平均500块一根，就是一万多块钱。
工匠与演奏家：竹笛音乐河流中的水与鱼
丁志刚的学徒们。
我这里的学徒都是网上招来的，天南地北的都有。他们有兴趣，想把做笛子作为事业的，那么过来学三年，按照铜岭桥这里的市场价，工资第一年100块一天，第二年120，第三年140。像我那个大连的徒弟，已经35岁了，有两个孩子，他年轻的时候就有做笛子的梦想，在一个国企做了15年，去年决定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跑到这边来。还有一些是已经取得了笛子演奏的本科或者硕士学位的，他们也会到这里来学做笛子，学了以后对这个乐器能有更深的理解，对演奏、调音都有帮助。
铜岭桥这边做笛子都是家家户户的小作坊，我们家六七个人做，已经算是多的了，很多人家都是一对夫妻在做。做笛子虽然是技术活，但没有绝对的客观标准，所有的笛子都是不标准的，只能靠多年积累的经验去做，所以不适应大规模的现代化生产方式。
没有发展成大企业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用工。做笛子的工序很多很繁琐，如果不是真正感兴趣的话，一般人做不了这个活。作为企业来讲，付140块一天的工资也不算高。我们这个行业很少能留住外面的年轻人，他们是奔着学技术来的，学会之后就要去自立门户的。现在本村从事这个行业的年轻人也挺多，上音乐院校的也不少。像我的两个孩子都在学竹笛演奏，女儿在浙江音乐学院，儿子在杭州市艺术学校，我希望他们以后也能继承做笛子的事业。
2011年，铜岭桥成立了两个竹笛合作社，希望可以约定最低限价、制定行规，还成立了技术指导小组，刚刚上手的人家如果有不懂的可以去问，也可以上门指导。我们也设想过由合作社统购统销，但需要庞大的资金链。现在不愁卖，关键还是要能做出来，质量靠得牢。但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合作社，所以还是不能完全避免价格战。
合作社每年大小的活动都在搞。去年在余杭临平大剧院办的第一届“铜音杯”中国竹笛邀请赛，是近几年国内的笛子盛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九大音乐院校的笛子名家基本上都来了，除了三位老师有演出没能来，一共来了78位笛子演奏家。
我们跟演奏名家关系都很密切，因为他们想要一根笛子拥有某种音色，或者在演奏某一首曲子的时候能达到他们认为理想的效果，都会需要我们这些做笛子的人帮他们来达成，可以说演奏家离不来做笛子的工匠，就像鱼离不开水。去年来参加比赛的学生有400多人，陪同的家长有100多人，专家80多人，我们合作社去了80多人，总共参与人数有800多人。这个活动的收费其实挺高的，每人要3680，但还是非常火爆。明年继续办第二届铜音杯。
我们合作社最近还有一个尺八演奏与制作的课程。尺八是唐朝的时候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制作工艺上跟竹笛有相通的地方，但它的内径是变化的，用的材料是台湾的桂竹。现在我已经按照日本的设计图做出来了。现在尺八的曲谱基本上都是日本的曲子，中国的古曲基本上没人吹，我们希望把它回归过来，让大家学会吹中国的曲子，然后我们来制作。
铜岭桥的挑战：竹子的生长赶不上竹笛的生产，怎么办？
铜岭桥这边的苦竹是最好的，但好的资源是在变少的。从以前的联营厂，到现在村子里100多家乐器厂家，山上的资源只有这么一点，其实是不够的。铜岭桥的苦竹从联营厂时候的1块一根，后来涨到3块、5块，现在是6块5。
以前是竹林的老板自己砍下来，拿到各家门口去卖，厂家从里面挑好的。前几年开始换了一种方式，我们自己上山去选，觉得这根竹子好，那么砍下来按6块5一根算。第一年砍了3000多支，去年只砍了500多支。
所以现在要想办法。近两年也在引进外面的竹子，浙江安吉的、江西、湖南的都有，等于说是在做试验。前几天我还跟一个学高分子的年轻人聊到这个问题， 我给他一个课题，能不能把竹子的密度增加，竹子的密度高了以后出来的音色就好了。如果能够实现，那么原材料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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